聖約神學歷史(Scott Clark)

聖約神學歷史

The History of Covenant Theology

文:R. Scott Clark

誠之譯自線上文章:

http://www.ligonier.org/learn/articles/history-covenant-theology/

直到最近,許多人一直認為聖約神學是十七世紀中葉一些神學家的發明,例如:柯塞由(Johannes Cocceius ,1609-1669)。事實上,聖約神學不過是聖經裏面的神學,也是改革宗信仰告白的神學。在神學歷史上,我們所知的聖約神學的元素包括:在時間以先的三一神三位格之間的「救贖之約」,與亞當立的「行為之約」,以及在墮落後的「恩典之約」,這些元素從早期教會就是一直存在的。

的確,改革宗讀者如果去讀早期教父的著作(主後100-500年)也許會感到驚訝,他們使用的語言和思想模式,和我們所發現的非常類似。早期教父的聖約神學強調恩典之約的統一性,新約對比舊約(摩西之約)的優越性,以及因著耶穌是亞伯拉罕真正的後裔,所有的基督徒,無論是猶太人或外邦人,也都是亞伯拉罕的兒女。他們也強調恩典之約的成員在道德倫理上的義務。

中世紀教會(500-1500年)之後的聖約神學,與早期教父的聖約神學有關,但是在幾方面是不同的。為了回應基督教是淫亂來源的批判,早期教會傾向於把救贖歷史說成是兩種律法的故事:舊律法(摩西)和新律法(基督)。他們傾向於把恩典說成是遵行律法的能力,以便被上帝稱義。

這種習慣在中世紀教會裏有增無減。主流的神學家主張,除非百姓有真正的、發自內心的公義,上帝就不會稱人為義。他們認為,當罪人被灌注以恩典,並且與此恩典合作時,這事就會發生,他們也成為聖徒。在這個架構下,成聖就是稱義,信心就是順服,而懷疑就是信心的本質。

在中世紀的聖約神學裏,「盟約」這個字成為「律法」的同義詞。他們不像我們論及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反而說盟約的恩典使人能遵行律法。

在中世紀晚期,有些神學家開始強調一個觀念,就是上帝給所有的人一種恩典,並且與人立了一種約,「對那竭盡己力的人,天主不惜賜以恩寵」(Facientibus quod in se est, Deus non denegat gratiam)。實際上就是「天助自助者」的思想。宗教改革不只是改革了早期教父的聖約神學,更對中世紀教會的聖約神學發動了大規模的戰爭。

當馬丁路德(1483-1546)拒絕中世紀那種與恩典合作而得救的救恩論時,他也拒絕了中世紀這種對救贖歷史舊律法/新律法的理解。他認識到全本聖經是用兩種方式來論及律法和福音。律法要求完美的順服,而福音則宣告基督完美遵行了律法,祂為祂的子民死、也為他們復活 。

路德認識到他的更正教觀點後不久,其他人已經開始沿著更正教的路線改革聖約神學。在1520年代早期,瑞士改革宗神學家厄克蘭帕迪烏斯(Johannes Oecolampadius)教導了後來被稱為「救贖之約」的聖父和聖子在永恆裏的約定。他也辨識出行為之約是律法之約,恩典之約是一個滿有恩典的約。幾年之後,布靈格(Heinrich Bullinger,1504-75)出版了更正教第一本專門解釋恩典之約的書籍(譯按:《關於上帝唯一和永恆的盟約》[Of the One and Eternal Testament or Covenant of God])。和早期教父一樣,這部作品強調恩典之約的恩典與統一性。

加爾文(1509–1564)擁有非常完整的聖約神學,並且教導更高度發展的盟約神學的內容,包括永恆裏的救贖之約,墮落前的行為之約,以及墮落後的恩典之約。

加爾文之後的後宗教改革神學家面對著嚴厲的挑戰,即羅馬教會、亞米念主義和亞米瑞都主義(Amyraldism)的復甦,迫使他們建構一個更詳細的聖約神學。他們不止必須解釋救恩歷史,也必須解釋這個歷史和我們對罪人如何稱義、成聖的理解有何關係。

通過把早些新教徒遺留下來的線索編織起來,在海德堡的改革宗神學家對聖約神學作出了貢獻。十六世紀晚期兩位最重要的神學家是《海德堡要理問答》(1563)的作者烏爾西努(Zacharias Ursinus,1534-1583)和奧利維亞努(Caspar Olevianus,1536–1587)。烏爾西努以行為之約作為他聖約神學的起點。在行為之約裏,亞當原本有可能藉著遵行律法進入到一個永遠蒙福的狀態。違背這個律法之約就意味著永遠的刑罰。

根據烏爾西努的說法,基督在為選民所做的順服中,成全了行為之約,擔當了他們的刑罰。在這個基礎上,上帝與罪人立了恩典之約。恩典之約的信息是罪人可以得到他們所不配的恩惠這個福音。

這是奧利維亞努影響深遠的書,《論上帝與選民之間的恩典之約的內容》(On the Substance of the Covenant of Grace Between God and the Elect,1585)的焦點。他教導說,恩典之約要用一個更廣義和更狹義的意義來理解。在狹義的意義上,此約可以說是神只與選民立的。選民唯獨藉著恩典、唯獨藉著信心、唯獨在基督裏,與基督聯合。嚴格來說,領受此約好處的是選民。

既然上帝知道誰是選民,在祂的施行中,恩典之約從廣義的意義來說,可以說是與所有受洗的人立的。因此,我們根據上帝的命令和應許來施洗,而我們將盟約的兒女(在他們承認信仰之前),並且將所有作出可靠信仰告白的人視為基督徒,除非他們後來被證明不是。在盟約中的人,只有在這個更廣的意義或外表上,領受了此約的好處(來六4-6),但是他們沒有領受奧利維亞努所謂的「盟約的實質」(substance of the covenant)或盟約的「雙重好處」(double benefit):稱義與成聖。只有選民唯獨靠著恩典、唯獨藉著信心,享受了恩典之約的雙重好處。

十七世紀最成熟的兩位聖約神學家是柯塞尤(Cocceius ,1609–1669)和魏特修(Herman Witsius ,1636–1708;或譯為:韋修斯。譯按:他的名著是The Economy of the Covenants between God and. Man)。他們教導救贖之約、行為之約、恩典之約,他們也使用聖經的盟約作為組織救贖歷史的方法。其他大部分的改革宗神學家(包括歐陸和英倫)用同樣的類別來教導神學。這也是威斯敏斯德信仰告白和大、小要理問答的聖約神學。

現代時期有認信信仰的改革宗神學家(例如:普林斯頓神學家)追隨宗教改革和後宗教改革時期聖約神學的大綱。然而,十九世紀以來,關於聖約神學有許多混亂的思想。有一部分是來自瑞士神學家巴特(Karl Barth,1886–1968)的影響。他拒絕大部分古典的改革宗聖約神學,認為它是律法主義的、「學究氣的」(scholastic),也是不合聖經的。從歷史的標準來看,廿世紀其他的聖約神學也必須被判定為是怪異的。到了廿世紀中葉,荷蘭和北美好幾位很有影響力的改革宗神學家拒絕了救贖之約和行為之約。其他人則主張恩典之約沒有狹義與廣義的區別。其他對正統聖約神學的修正或拒絕,包括所謂的「盟約異象運動」(Federal Vision movement;譯按:與Norman Shepherd有關),不只拒絕救贖之約;也拒絕律法和福音之間的區分,並拒絕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之間的區分。根據他們的說法,每個受洗的人都是選民,且通過洗禮與基督聯合,但是這種揀選和聯合可以藉著悖逆而喪失。

總而言之,在教會歷史上,聖約神學是一直存在的。宗教改革對福音的恢復,和恩典與行為之間的區別,讓改革宗神學有可能建構一種詳細且結實纍纍的聖約神學。

現代時期所作的實驗,廢除了救贖之約和行為之約,傾向於把恩典之約轉變成一種律法之約。把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合併起來,會把律法和福音混為一談,而這是宗教改革和福音最根本的區別。這種修正並沒有如他們所應許的,讓改革宗神學變得更有恩典、更以基督為中心,反而導致更自我中心的神學。

不過,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最近的聖經學術已經注意到古代近東條約的存在,啟迪了聖經中的行為之約和恩典之約。歷史神學已經更新了它對改革宗聖約神學原始資料的研究,在我們的時代裏,對恢復古典和十六和十七世紀認信的聖約神學大有助益。

Leave a Reply

Fill in your details below or click an icon to log in:

WordPress.com Log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WordPress.com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Google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Google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Twitter picture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Twitter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Facebook photo

You are commenting using your Facebook account. Log Out /  Change )

Connecting to %s

%d bloggers like th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