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Two Kingdoms Doctrine: What’s The Fuss All About? Part One

作者：Matthew Tuininga

誠之譯自：

https://www.reformation21.org/articles/the-two-kingdoms-doctrine-whats-the-fuss-all-about-part-one.php

當耶穌在被釘十字架之前最後一次來到耶路撒冷時，祂凱旋進城的標誌就是眾人宣稱耶穌是彌賽亞君王（參路十九28-40；太廿一1-11；可十一1-11）。當法利賽人未能說服群眾不要宣揚這些事情時，他們改變了策略，企圖迫使耶穌說出一些會使祂和祂的國度與羅馬當局發生衝突的話。猶太人的宗教領袖們透過三次公開審訊，向耶穌詢問了祂的權柄、祂的國度與公民政府的關係，以及祂的國度與家庭的關係。

結果令人著迷。雖然耶穌拒絕回答猶太人關於祂權柄的問題，因為祂意識到他們很清楚祂的權柄來自何處，但祂表明，祂的國度與這個世界的制度——無論是政府還是家庭——都沒有內在的衝突，因為它是另一個時代（age）的產物。可以肯定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交給了耶穌（太廿八18），總有一天這些屬世的制度都會消失（林前七）。但與此同時，今世的秩序仍在繼續。因此，「凱撒的物當歸給凱撒，神的物當歸給神」（路廿25）。不僅如此，「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唯有算為配得那世界，與從死裏復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路廿34-35）。基督是王，但創造秩序，儘管可能是墮落的，仍在繼續。

馬丁·路德（Martin Luther）和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所闡述的經典「兩個國度」教義的基礎，正是這兩個時代（two ages）之間的區別，以及一個時代的制度與未來時代的國度之間的區別。改教家們認為，基督透過聖靈的力量傳道來治理並擴展祂的國度。然而，他們的理由是，祂這樣做的方式並不會使創造秩序或上帝為統管這一秩序而創造的制度失效，其中最重要的是公民政府和家庭制度。

對馬丁·路德來說，為了駁斥教皇長期以來聲稱憑藉教皇作為基督的代理者（vicar of Christ）的職位而掌握所有權能（包括屬靈和現世的權能）的說法，兩國論是必要的。天主教的「雙劍」論（”two swords” doctrine）認為，教皇將「屬世的劍」授予地方行政長官，條件是地方行政長官必須服從教皇的命令行使權力。路德意識到，在此基礎上，地方行政長官錯誤地宣稱他們有權憑藉為教皇效力而擁有的劍來干涉福音。此外，路德還指出，主教們憑藉自己的世俗權力，錯誤地聲稱有權使用劍來反對新教教會。他堅持認為，只有兩國論才能將劍的世俗目的與福音傳遍世界的屬靈手段區分開來。

路德傾向於以三種不同的方式談論兩國論。首先，他以奧古斯丁的雙城論（two cities doctrine）為基礎，區分了侍奉上帝的人和侍奉魔鬼的人。其次，他談到上帝任命了兩個政府來管理這兩類人混雜在一起的世界：一個是以刀劍為手段的強制政府，以維護世界和平與基本正義；另一個是以聖道和聖靈為手段的屬靈政府，好將所有的人，無論男女，聚集到基督的國度中。第三，路德經常談到兩個領域（two realms），他指的是外在的領域，即肉體和今世的生活，以及內在的領域，即永恆靈魂的領域。可以肯定的是，與大眾的印象不同，路德不相信基督徒在今世的事務中可以過著他們彷彿不是基督徒的生活和行為。他認為，信徒應作為基督的僕人，以愛心對待鄰舍，儘管其方式應與他們在地上的職業相一致。路德說過，基督徒領袖是天堂裏的稀有鳥類（Christian prince is a rare bird in heaven）。

儘管兩國論往往與路德宗連在一起，但實際上它在加爾文的思想中也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除了加爾文在 1536 年版的《基督教要義》中闡明的路德宗基本的兩國論之外，加爾文還逐漸闡明了對教會的屬靈治理（spiritual government）有別於這個世界的政治治理（political government）的理解。在加爾文看來，與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慈運理派分支相反，教會應該有自己的牧師和長老，他們以牧師的身份執行教會紀律，並根據基督的話語組織敬拜的基本要素。除牧師和長老外，加爾文還主張設立執事，以一種屬靈的方式，有別於公民政府的方式，照顧窮人的需要。加爾文和他之前的路德一樣，傾向於用兩國論來證明重洗派為什麼堅持基督徒永遠不應該佩劍是錯誤的。他還試圖證明，那些認為基督教推翻了這個時代的經濟、社會或政治結構的人是受到了誤導。

斗轉星移，加爾文的兩國論逐漸成為認信改革宗和長老會傳統的特徵，特別是在托馬斯·卡特萊特（Thomas Cartwright）用它來捍衛教會的自治權，使其不受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皇權至上的影響之後。儘管改革宗基督徒從未就這一教義的政治含義達成一致，但這一教義絕對是他們獨特的教會神學的基礎。

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基礎在很大程度上被遺忘了，儘管它的一個版本作為長老會的教會屬靈性教義（doctrine of the spirituality of the church）一直存在著，而另一個版本則在蘇格蘭約老會信徒（Scottish Covenanters）的心中一直存在著。這種遺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國家對教會自治和權威的挑戰已經煙消雲散。然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新的挑戰出現了。新教自由主義（Protestant liberalism），尤其是以社會福音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試圖強調基督的國度在這個世界上的直接影響。任何被認為過於保守或過於容忍現狀的新教教義都會被最小化或揚棄。據他們說，上帝的國度將改變今生的所有制度，這也是所有基督徒在包括政治在內的所有天職（vocations）中的目標。

最近，人們對兩國論的興趣有一些復興，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釋為改革宗對這一社會福音的回應。一些學者和神學家對這一教義提出了自己的主張，同時對其進行了不同程度的調整，以反映神學和政治學（以及個人信念）的發展。一些當代的「兩國論」倡導者，尤其是德瑞·哈特（Darryl Hart），認為福音派對教會和政治的態度往往不過是保守版的社會福音，從而踩到了許多保守福音派的腳趾。哈特在《美國新教失落的靈魂》（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rotestantism）、《世俗信仰》（A Secular Faith）和《從葛培理到薩拉·佩琳》（From Billy Graham to Sarah Palin）等幾本書中，巧妙地展示了美國福音派和社會福音派的敬虔主義後千禧年起源，認為這兩個群體的共同點遠比大多數學者願意承認的要多得多。哈特認為，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認信的改革宗基督徒總是更加謹慎地避免將上帝的國度與社會或政治變革相提並論。他們正確地認識到，上帝的國度在這個時代的制度表現形式是教會，而不是國家、家庭或任何其他受造的機構。

哈特版本的兩國論之所以引起爭議，部分原因在於哈特有時強調兩個國度之間的區分，甚至到了把它們分離的地步。事實上，如果說經典的兩國論指的是兩個時代（two ages）和兩種治理（two governments）之間的區別，那麼哈特在論述它時常常把這區分等同於兩個密不透風的領域之間的區分，一個是信仰和宗教領域，另一個是日常生活領域。雖然哈特顯然將這兩個領域視為兩個時代的表現形式，但從不同領域的角度來談論它們，他最終會淡化兩個時代之間的重疊。這種傾向在哈特的一些論戰時刻表現得更為明顯。

例如，路德或加爾文認為，基督徒即使在他們的天職中，也是在服事基督，受基督道德律的約束，他們所做的一切都在為基督服務，而哈特有時卻說得好像信仰和聖經對今世生活沒有什麼意義。可以肯定的是，在關鍵時刻，哈特承認基督教確實教導了某些關於上帝形象或今世生活的暫時性的真理。對哈特來說，這些真理應該影響基督徒參與政治的方式。事實上，哈特正是在正統基督教末世論的基礎上為他的世俗性概念（concept of secularity）辯護的。同樣，他承認耶穌既是永恆國度的主宰，也是世俗國度的主宰，在生活的每一個領域，基督徒都應根據自己的良心順服上帝。但哈特對美國新教徒濫用基督教主張的批評往往掩蓋了這些基本承諾。問題的部分原因在於，哈特對自然法（natural law）的持續有效性和約束性權威談得相對較少，而經典版本的兩國論則包含了對自然法的實質性論述。這讓人有時會產生一種（錯誤的）印象，認為哈特認為基督教的政治或文化參與沒有決定性的道德標準。

儘管如此，哈特對美國福音派的歷史批判遠比他的許多批評者願意相信的更有道理。正如我最近與一位著名的自由派福音派倫理學家的談話所表明的那樣，哈特對主流新教的批判是非常必要的，對於那些陷入福音派或主流教會政治化的人來說，這種批判會讓他們耳目一新。他願意挑戰新教徒將自己的政治偏好與聖經教義簡單混為一談的做法，使他成為一個不受歡迎但卻需要的人，以糾正右翼和左翼基督教活動家的傲慢。

在神學上更具實質性的當代版本是大衛·范竹能（David VanDrunen）的兩國論。與哈特一樣，范竹能最初對兩國論的研究也是歷史性的。與哈特不同，范竹能的目標與其說是美國福音派，不如說是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的一個品牌，而新加爾文主義在他成長的教派中影響深遠。

在《自然法與兩個國度》（Natural Law and the Two Kingdoms）一書中，范竹能認為，某些新加爾文主義者強調人類透過改變生活的方方面面來建立上帝國度的作用，這打破了傳統對基督國度的未來和屬靈性質的經典強調，與今世的國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他認為，一些新加爾文主義者將基督徒見證基督的主宰地位（這是聖經的要求）的義務與將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變成國度的義務混為一談，從而給教會帶來了不正當的末世論負擔。簡而言之，范竹能認為，這些新加爾文主義者混淆了創造與救贖，忘記了新天新地是與基督齊頭並進的，它們只有在教會中才闖入了這個時代，無論信徒在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如何為這一現實作見證。

在更具建設性的神學著作《活在上帝的兩個國度》（Living in God’s Two Kingdoms）中，范竹能為兩國論提供了實質性的釋經論證。他認為，太多的基督徒混淆了他們在履行創世使命中的呼召與亞當在墮落犯罪之前履行創世使命的任務。因此，他們繼續把自己的文化工作看作是把受造萬物帶到末世安息日的工作，而沒有看到耶穌在祂的死和復活中已經明確地把受造萬物帶到了它的應驗中。他認為，信徒在這個時代的任務最好是按照諾亞之約的條款忠信地順服基督。耶穌建立了祂的國度。我們只是為此作見證。

儘管范竹能也時不時地用兩個領域來談論兩個國度，但他往往比哈特更清楚地指出，這個時代的生活不能被整齊地劃分為兩個領域，一個是宗教領域，另一個則不是。他確認這種對立貫穿於現世國度中，信徒在世俗天職（包括政治）中所做的一切都應遵循聖經的教導。同時，與哈特一樣，范竹能也很快強調，聖經在這些問題上並沒有像許多基督徒願意相信的那樣給予我們大量精確的指示。與哈特一樣，他也認為牧師需要盡可能地將政治排除在講壇之外，只傳講《聖經》中明確教導的內容，將應用問題留給信徒的智慧和良知。與哈特不同的是，范竹能闡述了（並將繼續闡述）嚴格的自然法教義（doctrine of natural law），該教義證明了在基督的主權下一切生活的道德特徵。

哈特和范竹能共同強調的一個重點是，必須認識到教會作為基督國度在這個時代的機構表現形式的重要性。這個國度是彼岸式的（otherworldly），因為它是未來的國度，它的完滿成全要等候基督的再臨。他們認為，我們進入這個國度的方式是透過常規的恩典管道（regular means of grace），特別是講道和聖禮的施行。當我們強調所有的生活都是國度的活動時，就像我們把所有的生活都視為敬拜一樣，我們就會忽視教會本身的獨特性和重要性。

現代倡導者可以加強兩國論的方法之一是進一步強調並澄清其末世論的基本特徵，尤其是考慮到兩國論常常被混淆為生命應被劃分的兩個領域。問題的部分原因可能是將兩國論與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的領域主權（sphere sovereignty）概念混為一談。但凱波爾的領域指的是基督統治下的人類生活所應劃分的不同領域，而不是指這個時代與未來時代之間的末世論區別。因此，領域主權的概念是一個社會學概念，它與兩國論是一致的，但又有所不同。當我們認為兩個國度是兩個領域（因為它們代表兩種治理方式[two governments]），卻忘記了它們也代表兩個重疊的時代時，我們就混淆了兩者。正如哥林多前書第七章和以弗所書第五~六章所明確指出的，因為基督徒生活在兩個時代之間，所以他們不能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變成上帝的國度，但他們所做的一切都要順服基督的主權。

馬太·圖寧格（Matthew J Tuininga）是埃默里大學（Emory University）倫理學與社會學專業的博士候選人，目前正在撰寫關於約翰·加爾文的兩國論的論文。他是北美聯合改革宗教會（URC）的持證傳道（licensed exhorter），他的博客網址是 www.matthewtuininga.wordpress.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