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介：圖寧格著，《加爾文的政治神學與教會的公共參與：基督的兩個國度》（Brian J. Lee）

書介：《加爾文的政治神學與教會的公共參與：基督的兩個國度》，馬太·圖寧格（Matthew Tuininga）著

“Calvin’s Political Theology and the Public Engagement of the Church: Christ’s Two Kingdoms” by Matthew Tuininga

作者：Brian J. Lee

誠之譯自：

https://www.modernreformation.org/resources/articles/the-mod-calvins-political-theology-and-the-public-engagement-of-the-church-christs-two-kingdoms-by-matthew-tuininga

近年來，改革宗傳統中的「兩個國度」教導引起了一些爭議。從廣義上講，「兩個國度」的倡導者利用它來更加強調教會的屬靈權威，勸阻教會參與文化戰爭和公民領域的政治活動。實際而言，這樣做的結果是減少了講壇上的文化批判和政治活動。這場辯論的另一方並不否認兩國論本身的存在，但傾向於將其支持者描繪成 「激進」的（radical），因為他們區分了屬靈和現世的領域。因此，「激進的兩個國度」（或R2K= Radical Two Kingdoms）成了一個不受歡迎的標籤。這種觀點通常指向改革宗教會的歷史實踐，承認他們經常表達一種大力參與文化和政治的態度。荷蘭神學家兼首相亞伯拉罕·凱波爾（Abraham Kuyper）似乎就體現了這種觀點。實際上，分歧的這一方認為基督徒應該更積極地參與文化轉化（cultural transformation）和這個時代的公民政治。教會不應放棄戰場，任由我們的文化和政治進一步惡化。馬修·圖寧格（Matthew Tuininga）的《加爾文的政治神學與教會的公共參與》一書是一本極其重要和有價值的著作，涉及了當今改革宗教會中爭議較大的辯論之一，是當前討論雙方的必讀書。

這場爭論似乎總是收效甚微，因為雙方往往各說各話。兩個國度的倡導者強調改革宗傳統的理論，而對似乎與這一理論相衝突的實踐不屑一顧。另一方則強調歷史實踐，指出如果改革宗教會在實踐中深深地捲入了這個世界的事務，那麼理論的意義就不可能像支持者所說的那樣。

這正是我認為圖寧格的著作能夠為這場辯論的正反雙方理清思路做出重要貢獻的地方。在導言中，他區分了加爾文的政治實踐和政治理論。理論上的承諾總是要受到實踐的關注和現實世界的限制，而加爾文生活在一個教會和政治都發生劇烈變化的動盪時代，因此情況更是如此。

圖寧格這本書的一大優勢在於他如何區分加爾文的實踐與理論，並讓歷史背景來澄清和解釋兩者之間的差異。圖寧格在書的開篇對中世紀和宗教改革時期關於教會和國家的不同觀點進行了考察，並重點介紹了加爾文在日內瓦和法國改革宗教會中的具體背景。

圖寧格研究深入的一個證據是，即使是知識淵博的讀者也會對他發現的許多見解感到驚訝。例如，我不知道慈運理如此把教會與社會視為一體，以至於他認為公民行政官現在正在履行《新約》聖潔中由長老擔任的治理角色（45頁）。正是在這種改革宗傳統中將兩個國度混為一談的背景下，我們必須理解加爾文關於教會與社會的教導。對加爾文來說，這個國度不僅是屬靈的現實，從根本上說也是末世的現實。雖然它已經開始，但還沒有完滿成全，直到基督在榮耀中再來才能完全實現。由於其屬靈和末世論的性質，這個國度絕不能簡單地與這個世界的現世國度相提並論；因此，有必要承認兩個國度。圖寧格寫道：

在加爾文看來，兩個國度的根本區別不在於一個是內在的，一個是外在的，而在於一個是屬靈的和永恆的，一個是現世的和政治的。在加爾文的範式中，可見的教會真正管理著基督屬靈的治理。（184頁）

諷刺的是，加爾文通常被認為是日內瓦的暴君，但在他希望對公民政府施加的限制方面，他卻是一個創新者。正是他對基督國度的崇高看法，限制了他對任何公民政府引進屬靈國度的可能性的看法。此外，他比其他任何一位改教家都更希望教會能夠擺脫國家的控制。圖寧格總結了加爾文的背景，他寫道，加爾文提供了「一位主流神學家所闡述的教會與社會之間最鮮明的區別，而這位主流神學家並不拒絕基督徒參與公民政府」（357頁）。

其中最引人入勝的一章——也是我在書評本上標注最多的一章——是關於 「行政官對宗教的照管（care）」。在這裏，加爾文對教會和國家的區分達到了極致，因為他認為國家有強烈的義務來照管真正的宗教。諷刺的是，加爾文是從理性、自然啟示和列國的共識中得出這一義務，而不是從《舊約》聖經的例子中得出這一義務。因此，在為通姦罪的死刑辯護時，加爾文訴諸羅馬法和各國的普通法。他實際上是在為猶太人要求判處耶穌（和司提反）死刑辯護，他寫道：「一般的教義無疑是正確的，即人僭取上帝應得的任何榮譽都是不合法的」，「他們理應被處死。……這個例子告誡我們要仔細區分一般教義和它的應用」（284頁）。本著同樣的精神，加爾文批評雅典的言論自由和馬爾斯山（Mars Hill）的寬容，這種政策助長了「對新奇事物的迷戀和對無所事事的偏愛」。因此，加爾文並不是宗教自由的朋友，他支持行政官使用劍的力量來保護教會免受錯誤的侵害。但在一段引人入勝的引文中，圖寧格表明加爾文理解用武力捍衛屬靈國度所固有的緊張關係：

基督的國度是屬靈的，必須建立在聖靈的教義和能力之上。……因為人的律法和法令以及他們施加的懲罰都不能進入人的良知。然而，這並不妨礙君王們意外地捍衛基督的國度……然而，由於世人的墮落，基督的國度更多地是靠殉道者的鮮血而非武力來鞏固。(287頁)

諷刺的事比比皆是——行政官員捍衛基督的國度，卻又是偶然為之。法律不能使人心成聖，歸根結底，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墮落的世界裏，教會因國家的迫害而壯大，多於因其積極的防護而壯大。然而，這並不能阻止敬虔的統治者間接地尋求保護並推進基督國度的事業（儘管對那些完全不屬於真信仰範圍的人——猶太人和回教徒——的寬容是受到鼓勵的）。然而，加爾文試圖將這種辯護與對教會事務的積極治理區分開來，圖寧格在這方面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點：加爾文利用公共理性和一致同意（common consent）來捍衛對宗教的照管，這意味著對異端的懲罰需要一定程度的一般共識。在缺乏這種共識的地方——比如我們這個多元化的世俗社會——加爾文的原則可能會使他主張採取不同的做法。

最後，我想回到《加爾文的政治神學》一書對當代有關這一話題的辯論的重要啟發，並特別強調它的一個學術優勢。如果你仔細翻閱本書的腳注，就會發現書中大量引用了加爾文的注釋，以及講道、書信和其他特殊場合的著作。這一代加爾文學者已經證明，《基督教要義》只是加爾文全部著作中的一小部分，要想全面瞭解他對某個主題的思想，具體來說，就必須對他的聖經注釋進行廣泛的研究。加爾文幾乎對《聖經》的每一卷書都作了注釋，據我粗略統計，圖寧格似乎引用了加爾文對三十九卷不同書卷的注釋。這項研究確實是一項充滿愛心的勞作，顯示了作者對其研究對象的熟悉程度。

其結果是將加爾文關於兩個國度的思想與歷史背景緊密結合起來，描繪出一幅令人難以置信的深刻而豐富的圖畫。圖寧格還將加爾文關於教會和社會的教導與其他主題連結起來，例如聖約和末世論。由於書中對加爾文的全面描繪，每一位讀者都會發現自己對加爾文的觀點產生了新的理解和驚喜。圖寧格毫無疑問地證明了加爾文的「兩個國度」思想並不僅僅是古人的幻想，而是當今教會在探索教會與社會的危險淺灘時的豐富資源。

布萊恩·李（Brian Lee）是華盛頓特區基督聯合改革宗教會的牧師，著有多篇廣受歡迎的文章和書籍，包括《約翰·柯瑟尤與盟約神學的釋經學根源》（Johannes Cocceius and the Exegetical Roots of Federal Theology: Reformation Development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Hebrews 7-10，Reformed Historical Theology）。他與家人居住在弗吉尼亞州亞歷山大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