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義以及與基督聯合（三）（Lee Irons）

Justification and Union with Christ, part 3

作者：Lee Irons

06/19/2017

誠之譯自：https://upper-register.typepad.com/blog/justification-and-union-with-christ/page/2/

葛富恩對加爾文的解釋

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提到，我將對葛富恩的文章「稱義，以及與基督的聯合」進行總結。這是大衛·W·霍爾（David W. Hall）和彼得·A·利爾貝克（Peter A. Lillback）編著的《加爾文基督教要義神學指南》（P&R，2008 年）的第 11 章（以下簡稱TG，即《神學指南》，後跟頁碼）。這是一篇重要的文章，涵蓋了與AR（Always Reforming）一書中的論文相同的大部分內容，但更明確地側重於闡釋加爾文關於稱義以及與基督聯合的教導。

葛富恩在這篇文章中的任務並不是涵蓋加爾文關於稱義的全部教義（在他的聖經注釋、講道和其他著作中），而是討論他在《基督教要義》第3卷第11~18章中對稱義的論述。因此，本章幾乎就是對《基督教要義》這一部分的注釋，不僅論述了《基督教要義》從 1536 年初版到 1559 年終版各個版本的文學發展，還總結並闡述了加爾文在這裏的論證流程。

在這篇文章的開頭，葛富恩就賦予了加爾文特權地位。他認為加爾文是「一個重要的奠基人」，在「有認信信條的改革宗正統傳統」中，他對稱義教義的論述是「無與倫比的」（TG, 248）。加爾文在改革宗傳統中的地位是一個重要問題，WSC（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對此有不同的回答（參見費斯科著，《超越加爾文》[Beyond Calvin]）。

葛富恩確立了一件事，就是加爾文在救恩論上的應用上具有「聯合-雙重恩典」的結構。與基督的聯合，當然是指生命的聯合（vital union），即我們與基督的聯合，因為基督是藉由信心所掌握的。「聯合……不是脫離或先於信心而存在的，而是與……信心一同賜下的」（TG, 259）。「與基督的聯合……是由聖靈在我們裏面造作的信心鑄成的 ….。信心是這種聯合的紐帶」（TG, 259）。然後，在藉著信心抓住基督之後，我們就分享了雙重恩典——稱義和成聖。葛富恩說，這種「聯合-雙重恩典」的結構「決定了」加爾文關於救贖的施行的思想框架（TG, 253）。這就是加爾文的「救恩次序」（ordo salutis）的核心：透過聖靈造作的信心與基督聯合」（TG, 259）。

葛富恩對「聯合」與「雙重恩典」之間的關係有兩點看法。首先，「與基督的聯合具有優先性，因為雙重恩典植根於聯合，並從聯合中流淌出來」（TG, 253）。其次，與基督聯合的兩個益處，即稱義和成聖，是截然不同且不可分割的。

根據葛富恩對加爾文的解讀，它們不僅是不同的、不可分割的，它們之間也沒有因果關係上的主次之分。他指出了《基督教要義》第 3 卷結構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特點」，從而說明這一點。這個值得注意的特點是，加爾文以一種在我們的改革宗本能看來可能「違反直覺」（TG, 254）的順序來處理雙重益處——加爾文在稱義（第11~18章）之前用了很長的篇幅來處理成聖（第3~10章）。葛富恩承認，其中一個因素是論證（polemical）。羅馬天主教會曾多次提出指控，說更正教的稱義教義導致對成聖的追求漠不關心。加爾文回應了羅馬的指控，「表明信心……蘊含著聖潔的傾向，而沒有明確提及信心在稱義中的唯一工具性作用」（TG, 255）。成聖以及對敬虔生活的關注，在時間上緊隨稱義之後，「但它不僅僅是稱義的結果」（TG, 255）。葛富恩認為，加爾文「之所以能够以這種方式進行，在稱義之前詳細論述成聖，是因為對他而言，『稱義和成聖是同時且不可分割地賦予信心的，思想也是一成不變的，因此它們呈現的順序是可以自由裁量的』」（引自喬治·亨辛格[George Hunsinger]《“A Tale of Two Simultaneities: Justification and Sanctification in Calvin and Barth”）（TG, 255）。

換句話說，在稱義之前討論成聖不僅僅是加爾文的一種論戰策略。它源於一種積極的神學信念。「加爾文不知道什麼是首先確定的稱義，然後才是隨後的成聖」（TG, 256）。加爾文承認稱義是先於漸進成聖的，前者是在有效呼召時的瞬間宣告，而後者則是一個終生的過程。「但這與加爾文沒有說過的，稱義是成聖的源頭或稱義導致成聖是兩碼事」（TG, 256）。稱義和成聖的源頭或原因都是與基督的生命聯合，但二者並無因果優先關係。

加爾文說稱義是「敬虔賴以生存的主要樞紐[the main hinge on which religion turns]」（praecipuum … sustinendae religionis cardinem）（《基督教要義》3.11.1），葛富恩是如何處理這一說法的呢？加爾文似乎將稱義置於成聖之上。首先，葛富恩認為「賴以生存」（turns）這一譯法有誤導之嫌。葛富恩認為這樣翻譯更好：「支撑敬虔的主要樞紐」（the principal hinge by which religion is supported）。但請注意，葛富恩並沒有質疑將名詞 cardo 譯為「樞紐」。此外，他承認下一句中使用了「根基」（foundation）這一隱喻。撇開翻譯問題不談，葛富恩認為我們不應該斷章取義地使用「樞紐」和「根基」這兩個隱喻，因為正如葛富恩已經指出的，加爾文已經清楚地表明，與基督的聯合是稱義和成聖這雙重益處的成因和根基。當然，稱義是支撑敬虔的主要樞紐，但「稱義的『樞紐』……不是『天鈎』[skyhook]」（TG, 257）；它牢牢地固定在與基督的生命聯合中。

在文章的其餘部分，葛富恩論述了歸算以及與基督聯合之間的關係。他認為，在加爾文看來，稱義涉及兩個神聖的作為：首先，上帝將義歸算(impute)給我們；然後，在這一歸算的基礎上，祂視我們為義（TG, 261）。但這兩個行動，即歸算和計算，都發生在與基督的生命聯合之中。生命的聯合是歸算和算為義的前提和先決條件（TG, 261-62）。這似乎會使歸算在某種程度上成為非司法性的（正如喬治·亨辛格[George Hunsinger]所暗示的那樣），但葛富恩抵制對加爾文的這種解讀，並證明加爾文堅持認為「聯合是聖靈鑄成的，是屬靈的現實，但與聯合一起賜與的歸算却不是」（TG, 264）。

葛富恩認為基督神性的義，即祂「本質的」（essential）義，是透過某種注入（infusion）或輸入（transfusion）的方式傳遞給我們的。加爾文對奧西安德爾（Osiander）的批判「如此不留情面」，因為他認為奧西安德爾的觀點本質上是披著不同外衣的羅馬天主教觀點，即我們的稱義依賴於駐留在信徒身上的聖靈所賜的義，而非僅僅依賴於基督的歸算之義（TG, 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