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ristian Nationalism and the Tricky Task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作者：Scott Culpepper，September 19, 2022
我是以一種潛移默化的方式接觸到基督教國族主義的。直到多年以後，我才意識到，那時在暑期聖經學校（Vacation Bible School）期間公開懸掛美國國旗和基督教旗幟，或是機械式地背誦效忠美國的誓詞，從未讓我另做他想。除了這些誓詞之外，我們甚至加上了一個奇怪的效忠聖經的誓詞，而這樣的做法引發了關於「基督徒的效忠究竟應該以何為中心？」的各種神學問題。
這些較為溫和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形式，都是在完全自信的情況下進行的，認為對基督的委身可以與遵守美國民主規範相契合。然而，在大學期間，我遇到了更尖銳的基督教國族主義形式。我最喜歡的一位教授，僅僅因為對大衛·巴頓（David Barto）關於基督教美國主義（Christian Americanism）的演講提出了不同意見，就遭到了當地黨派人士的攻擊。幾十年來，巴頓一直透過他的「築牆者」（Wallbuilders）組織，推廣基督教國族主義對美國歷史的詮釋。他的政治活動包括挑戰政教分離的概念，以及推動在德州公立學校採納值得商榷的歷史標準。當時，我的教授的同事和學院都為他的學術自由辯護。然而，十五年後，當我在同一所大學任教時，我和一位擁有博士學位的同事，向學校管理層提交了一封信，說明學院為何不應邀請巴頓作為客座講員，卻被校方以懷疑眼光看待。這些信件甚至被管理階層交給一位主修音樂、尚未獲得學士學位的學生工讀生，來審核「事實準確性」。結果，巴頓還是受到了邀請。
儘管許多人積極甚至常常英勇地試圖抵制基督教國族主義所編造的虛假美國歷史敘事，以及它那將國家凌駕於天國之上的偶像化提升，但基督教國族主義仍然牢牢地嵌入在保守基督徒的次文化之中。像我兒時所經歷的那些較為溫和的基督教國族主義，一般仍承認美國民主規範的有效性，並保有一種意識，認為國家利益被推到多遠，仍應受到大使命與大誡命要求的限制。社會學家撒母耳·佩里（Samuel Perry）和安德魯·懷特黑德（Andrew Whitehead）在《將美國奪回歸給上帝》（Taking America Back for God；牛津大學出版社，2020）一書中承認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多樣性，並提出了有助於理解這種多樣性的分類。然而，隨著人們在這個光譜上逐漸滑向更高層次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我們就會遇見一種更致力於修正主義歷史詮釋模式的基督教國族主義，不再那麼關心國族主義與基督信仰之間的平衡，更公開地帶有種族主義色彩，並且對維護美國民主規範的承諾也日益薄弱。
人們對於這種最黑暗形態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正在成長並被常態化的程度，愈來愈感到憂心。那些在十年前或十五年前還只是基督徒次文化邊緣的想法、僅能以耳語方式談論的觀點，如今卻被公開宣揚，甚至被視為榮耀的標誌來擁抱。過去只能「悄悄說」的部分，如今不僅被大聲說出，還被當作理想來接納。記者莫里‧奧姆斯特德（Molly Olmstead）為《Slate》雜誌撰寫了一篇精彩的文章，題為〈基督教國族主義曾是禁忌，如今卻風靡一時〉（Christian Nationalism Used to be Taboo. Now It’s all the Rage.）。奧姆斯特德引用了撒母耳·佩里的話，他指出：「基督教國族主義在主流社會中正日益受到污名化。然而，那些真正認同它的人卻變得更加激進、更加好鬥，也更加坦誠公開。彷彿是說，『好吧，如果這就是我們的身份，那我們就必須徹底擁抱它。』」
宗教學者丹尼爾·米勒（Daniel Miller）和歷史學家薩拉·莫斯萊納（Sara Moslener）在最近一期的Straight White American Jesus（開門見山、白種美國人的耶穌）播客中探討了基督教國族主義的常態化問題，以及「基督教國族主義不是真正的基督教」這一論點。莫斯萊納對於將基督教國族主義標籤為「假基督教」的說法表示憂慮，因為這樣的論點忽略了在更廣泛的宗教傳統中，確實存在一些被基督教國族主義者用來支撐其世界觀的種子。雖然國族主義、種族主義和威權主義等力量並非必然內含於或自然延伸自基督教思想與實踐，但在其原始素材中，確實有某些元素，如果置於特定詮釋核心之下，就能被動員來支持種族主義、國族主義與威權主義的行動。莫斯萊納也提出了一個有益的觀點，即歷史學家和宗教學者在界定何為某一宗教的「真正」或「正統」實踐時，必須謹慎拿捏，因為這類判斷本質上屬於神學範疇，而非歷史或學術範疇。
這些對話綜合起來，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問題：當基督教國族主義被常態化為一種公開的政治與宗教運動時，這對美國基督教意味著什麼？雖然基督教的終極效忠對象是基督的位格及其救贖工作，但大多數基督教傳統也教導說，理解基督的位格及其救贖工作最可靠的媒介是聖經。至於聖經的角色應當具有多大的排他性，或應如何與其他啟示來源協同運作，則並無一致共識；對於正典經文的內容本身，各傳統也並不一致。羅馬天主教、希臘正教與更正教各自有不同的正典範圍。然而，聖經依然被視為信仰與實踐的最終權威來源；同時，在羅馬天主教以及較為強調信條的更正教群體中，教會的權威傳統（magisterial tradition）也具有相當份量。
聖經是一本極為複雜的書，而往往最忽視其複雜性的人，卻正是那些聲稱最尊崇它的人。基要派假設聖經的「直白文字」（plain text）是「不證自明的」，這種假設過分簡化了詮釋聖經的艱鉅任務——先要理解文本在其原始處境中的意義，然後才能從中努力得出當代的應用。如此草率的詮釋方式，在處理聖經時可能帶來危險，而當這種方法被套用在美國的建國文件（如《獨立宣言》或《憲法》）時，同樣可能造成危險。聖經解釋的關鍵，在於詮釋者如何界定聖經信息的核心，以及他們如何對經文的重要性進行排序。許多基督徒可能會立刻回應說，他們並不會對經文的重要性進行排序，因為「整本聖經同樣都是神所默示的」。然而，即便最表層地觀察人們實際如何應用聖經，也足以揭露這種說法的謬誤。極少有基督徒會將利未記中禁止吃貝殼類食物的規條，看得比保羅在哥林多前書中論及祭偶像之物的勸勉更重要。每一位基督徒，其實都會依據自己對聖經詮釋核心的理解，來決定經文的優先順序與層級。承認經文具有「主要」與「次要」層次的重要性，不僅能促進誠實，也能在實踐聖經詮釋的過程中保持正直。
在基督教中，最基本的詮釋核心在於在於優先考慮《新約》而非《舊約》，或至少以《新約》來詮釋《舊約》。這個核心使基督教有別於猶太教，甚至將兩者劃分為兩個獨立的宗教運動。那些以「大誡命」（Great Commandment）作為詮釋核心的基督教傳統，往往傾向於強調社會公義、重視《登山寶訓》，並教導《舊約》先知的重要性。以「大使命」（Great Commission）為核心的傳統則專注於傳福音與宣教，並且特別敏銳於將福音延伸至群體之外的人。至於那些強調保羅對真正基督徒群體提出的標準，並將群體視為蒙召而存在的傳統，則往往追求屬靈與知性的成聖，同時致力於擴展文化影響力。當然，這些傾向並不總是能被絕對地、一貫地遵循。基督教傳統就像形成並遵循它的人一樣，會表現出不一致與缺乏自覺。然而，作為一種謹慎的概括，可以說「詮釋核心」對基督教傳統的特質，以及對信徒的塑造，都發揮了強大的影響。
舉例來說，可以說 2020 年 12 月聚集在國會大廈的「耶利哥遊行」（Jericho March）群體，他們的行動與基督教主流並不同步。當然，那些在 1 月 6 日返回並實際參與暴力行為的人，將抗議推向了令人震驚且非法的極端。關於最初的遊行者與基督教主流並不同步的說法，或許有一定道理，儘管在 2022 年可能沒有 2020 年那麼正確。然而，批評者不能說「耶利哥遊行」的參與者在聖經與基督教歷史等基督教原始材料中找不到先例。事實上，這些原始材料甚至直接體現在運動的名稱之中。將約書亞記1–6 章以超字面方式套用——例如吹響羊角號、繞城七次——的做法，的確應當被標示為一種極端詮釋。詮釋者完全可以主張，約書亞的行動是針對特定歷史處境的特殊事件，對當代信徒並不具有約束力。歷史學家和宗教學者則可以指出，耶利哥遊行的詮釋方式深受新靈恩／五旬節派（Neo-Charismatic/Pentecostal）傳統的影響，這一傳統往往強調「魔術式思維」（magical thinking），而不是清醒的解經。然而，有一點無法否認，那就是這種行動不能簡單地被說成「不合聖經」（unbiblical）。這場遊行在聖經文本中的先例確實存在。
長久以來，基督徒常以一句簡單的斷言——某事或某立場是「合乎聖經的」（biblical）——來為自己的立場辯護。對話往往淪為引用經文的互相攻防，雙方各自動員最能支持自己立場的經文，同時略過，甚至忽略那些使問題變得複雜的經文。這種對聖經的簡化解讀方式，也出現在福音派人士推動在公立學校開設聖經課程的企圖之中。這種策略只有在結合他們的信念時才顯得合理——即他們相信聖經文本本身對任何讀者都能直接說出真理。他們認為，只要把聖經交到孩子手裏，孩子自然就會分辨出「正確」的解讀。然而，若他們真成功讓「聖經文學」課程在公立學校獲得批准，保守派就會面對一個困境：學生將會接觸到他們未曾準備好處理的詮釋問題與複雜性。因為更深入地與聖經互動，帶來的往往是更多的問題，而不是更少。
基督教國族主義逐漸進入主流，這使得基督徒更需要發展出比單純引用章節更深入的答案，來解釋「聖經為何如此說」。僅靠「佐證經文」（proof texts）是不夠的，因為一切的論點都可能取決於人如何解讀文本。宗教暴力和屬靈爭戰並非僅限於《舊約》。有人甚至會主張，它們在啟示錄中達到了頂峰。「天選之國」（Chosen nation）的神學觀在《新約》中或許較不突出，但仍然存在。至於排外主義，則出現在以斯拉記中，甚至也能從耶穌提到猶太人是「兒女」、外邦人是「狗」的話語中被抽取出來。
關於女性在教會中的角色，圍繞「聖經立場」的討論正在展開一場引人入勝的辯論。基督教學者如克里斯汀·科貝斯·杜梅茲（Kristin Kobes Du Mez）和貝絲·艾莉森·巴爾（Beth Allison Barr）主張，聖經為教會中的女性宣告了一種解放性的訊息。而像聖經男女平等委員會（Council for Biblical Manhood and Womanhood）和渴慕神（Desiring God）這類團體的成員則堅稱，聖經確立了女性在家庭與教會中的特定角色，並賦予其信條性地位——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主張，因為信條地位通常僅保留給與救恩相關的事項。教理式的互補主義者（dogmatic complementarians）傾向於採用一種詮釋框架，即從字面上理解文本的基本主張，而較少關注歷史背景、語言細微差別和作者身份爭議。宗教學者吉爾‧希克斯·基頓（Jill Hicks-Keeton）對福音派女權主義者對相關經文的解經提出異議，她承認這些經文確實帶有其歷史背景下的厭女特徵，但同時也同意福音派女權主義者的看法，即這些厭女思想應被棄置，視為不開化過去的遺物。在這三種觀點中，科貝斯·杜梅茲（Kobes Du Mez）和巴爾在對當代女性在教會地位的回應上，與希克斯-基頓找到共通立場，儘管他們在解經方式上存在分歧。要確定每種觀點的「合乎聖經」程度，遠不只是引用佐證經文（proof texting）；還需要仔細閱讀聖經，並結合其他有幫助的資源，以及置於普遍的人類經驗之下加以理解。
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在《內戰作為神學危機》（The Civil War as Theological Crisis）一書中，對南北戰爭前廢奴主義者與支持奴隸制者各自援引的聖經經文，做了一個引人注目的總結。他其中一個最令人警醒的論點指出，在辯論中，支持奴隸制的人掌握了更多直接的經文佐證（raw proof texts）。相比之下，廢奴主義者則依循經文的精神而非字面，將辯論拉回到更宏大的對人類價值的宣告，他們認為這些宣告應成為解讀其餘經文的詮釋核心。基督教國族主義若能促使中間派與進步派基督徒——甚至可能包括保守派——對何謂「合乎聖經」（biblical）的思想或行動進行更廣泛與批判性的思考，它就可能成為一股負面運動帶來的正面推力。
對於更廣泛的對話保持開放態度，並清楚認識聖經在處理當前政治議題上的局限性，提供了一個應對基督教國族主義興起的關鍵。基督徒需要認識到，聖經並不是政策手冊。若能以理解其深意的態度來運用，聖經的道德與倫理規範確實能促進巨大的善，但這並不能取代對政治議題的仔細研究，以及對公共辯論核心中實際人物的同理關懷。任何宗教極端分子在民主環境中都會面臨挑戰，因為民主政治要求妥協與讓步，以促進人類福祉。而像基督教國族主義這樣的極端主義運動，，卻要求世界服從絕對黑白的二分法。現實存在於細微差異與謙卑之中，而非對文化支配的威權幻想。美國民主之所以能良好運作，是因為它提供了一個自由開放的社會，使每個有宗教信仰或無宗教信仰的人，都能在信仰問題上遵從自己的良心。
要對抗基督教國族主義的惡性擴張，需要基督徒效法我教授的同事和我曾就讀的大學過去所做得非常出色的事情。基督徒需要支持那些推動精確的美國歷史敘事以及負責任的聖經解讀方式的人。即便這很艱難，即便可能在財務或民意支持上付出代價，也應如此。若有所鬆懈，QAnon 陰謀論者與和基督教國族主義者就可能破壞美國民主來之不易的成果，並向世界塑造美國基督教的形象。
以馬忤斯之路：聖經神學譯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