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Wayne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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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否应被理解为“基督教国家”或“基督徒国家”，自建国以来便充满争论。争论焦点常落在两个层面：一是制度层面，即美国宪法是否确立了某种具有基督宗教色彩的国家结构；二是思想与文化层面，即美国的政治理念是否源自或依赖基督信仰传统。要厘清这两个问题，必须回到美国建国最具决定性影响的文献之一——1776年的《弗吉尼亚权利宣言》。这份文本不仅为弗吉尼亚州宪法奠基，更成为《独立宣言》和后来的《权利法案》的直接蓝本，甚至可视为美国宪政思想的“初版宪法”。如果要判断美国与基督信仰的关系，考察此文是最直接的路径。
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最后一条关于宗教自由的论述写道：“宗教——即我们对造物主的义务及其承担方式——只能由理性与信念引导，而非强迫或暴力；因此所有人都拥有按照良心自由实践宗教的权利；同时所有人都有义务彼此实践基督徒的宽容、爱与仁慈。”这段文字明确出现“造物主”“基督徒的宽容”等词汇，使人直觉认为美国建国具有强烈的基督宗教语境。然而深入分析其政治哲学背景、英美宪政传统，以及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关系，会发现其体现的并非“国家信仰基督教”，而是“国家承认公民的信仰背景多源自基督教，并要求以基督徒道德维系公民社会”。换言之，美国不是以基督教为官方宗教的国家，但早期美国社会确实是一个以基督徒为主、以基督教美德作为公共伦理基础的政治共同体。
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Christian state），即不是以特定宗教为国家宗教，也不以神学为立法依据；但在思想史上可以视为“基督徒国家”（a nation formed by Christians），其政治文化、道德结构与社会基本习惯深受基督信仰塑造。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的宗教条文既不确立国教，却承认社会生活需要以基督徒的爱和宽容维系。这种并存显示北美殖民地在宗教改革传统、启蒙理念与英国宪政经验交汇处形成的独特政治模式：国家制度世俗化以保障自由，而公民社会普遍保持基督徒伦理作为公共道德基础。可以概括为“制度世俗化 + 社会基督徒化”，这一结构成为美国政教分离模式的重要特征。
要理解早期美国为何特别强调宗教自由与良心权利，必须回到洛克关于宗教宽容的理论。洛克在《论宗教宽容》中主张，信仰不能由强制产生，宗教行为必须源自内心信念。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完全承袭了此论点，并将其纳入成文宪法，体现启蒙时代对个人内在自由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一宗教自由理念与圣经中信仰本质相符：耶稣从不以武力建立信仰，圣经教导“凡愿意的可以来”。因此，宣言的宗教条文并非将基督信仰写入国家制度，而是把“信仰不可被强制”这一核心宗教原则转化为政治权利概念。这种转化既根植于基督信仰传统，也符合启蒙时代政治哲学逻辑。
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弗吉尼亚权利宣言是英美宪政传统的集大成者。其开篇宣告“人生而自由平等，天赋享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直接继承洛克自然权利理论：生命、自由、财产是政府存在的基础，而非政府恩赐。公民主权论——政府权力源自公民委托，其有权废除滥权政府——同样源自洛克社会契约理论。权力分立与制衡机制几乎直接借鉴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强调权力不可集中以防腐化。司法程序权利，如人身保护令、陪审团审判、禁止笼统搜查、禁止酷刑等，则植根于英国普通法数百年斗争经验。
这些制度原则虽非宗教文献，却与基督教长期形成的道德认识互相呼应：自然权利理论与圣经“人因神的形象而有尊严”平行；公民主权与圣经“顺从神而非顺从人”的政治伦理互补；法治原则强调正义、公义，而圣经亦教导公义为治理根本；公民美德的重要性与圣经强调的爱、节制、诚实、仁慈高度契合。政治制度是世俗的，基督徒文化塑造社会道德，法律保障自由而不干涉信仰，两者在不同维度上相辅相成。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宗教的法律”，这一条款是弗吉尼亚权利宣言宗教条文的精炼版，但语言更中性，以避免国家宗教化。其核心逻辑在于：宗教事务不在联邦政府权限范围内，宪法是约束政府的唯一枷锁，而非对公民施加限制。宪法明确列举联邦权力，任何未授权事务，包括宗教、教育、婚姻和地方道德立法，均属于州政府或公民（地方）保留权力。这种设计反映建国者的核心理念：公民的天赋权利高于政府权力，政府只能依宪法授权行使职能，任何脱离宪法或反向解释以扩张权力的行为都构成对自由的威胁。宪法通过三权分立、制衡、联邦制以及公民监督确保政府不能超越宪法框架行事，避免权力集中导致腐化。
同时，宗教与教育事务主要由州政府管理。第十修正案强调：宪法未赋予联邦政府的权力，或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保留给各州或公民。这一制度安排既保障宗教自由，又维护地方自治，使宪政秩序与多样化社会结构得以共存。弗吉尼亚权利宣言的宗教条款成为州权宗教自治的思想源头：社会文化依赖基督徒美德，而国家不干预个人信仰。
综合历史、宪法与哲学分析，美国既不是基督教国家，也不是神权国家，而是一个制度世俗化、社会基督徒化的国家。宪法约束政府，政府无权干预信仰，社会依赖基督徒美德维系秩序。制度与文化的这种分层设计，使美国建国以来形成独特自由秩序模式：政府不信仰，公民信仰；法律保护自由，社会依赖道德；宪法约束权力，州权保留自治。这种设计不仅解决了建国者对暴政的忧虑，也奠定美国信仰自由、州权自治与政治世俗化的长久基石。
[後記]
“宗教与道德是自由社会的基础，没有它们，人类的自由无法维持。”
“我希望离开公职后，能过一种安静、平和的生活，遵循上帝的旨意。” George Washinton
我不相信政府有权干涉宗教信仰——真正的信仰必须来自自由选择。”
“政治只是维持秩序的手段，真正的生活是在灵性和道德中。 Thomas Jefferson
宗教事务属于每个人的良心领域，政府若干预信仰，则自由必然消失。”
“政治必须有限且必要，私德与信仰才是人类生活的核心。 James Madison
【Interpretive Notes：建国者的政教观与当代误读 】
以下内容旨在对上文的核心观点作出更深入的思想说明，特别是为何坚持“信仰属个人良心、不可被国家强制”，并对此指出法利赛文化基督徒常见的误解。此诠释文集并非主文论证的必要部分，仅用于提供理解美国建国者政教思想的更完整视角。
建国元勋理解的基督信仰：信仰属于良心，而非国家——美国建国者强调宗教自由，不是向世俗妥协，而是因为他们相信圣经教导：
信仰必须来自自由的回应（“凡愿意的可以来”）；耶稣不以武力建立国度（“我的国不属这世界”）；人的良心权柄高于政府（保罗书信）
因此，几乎所有开国元勋都主张联邦政府不能决定信仰，强制的宗教不是基督信仰。这一立场深刻而纯正，却常被错误解读为“软弱”。事实上，这是基督徒政治哲学最成熟的表达，与启蒙思想相互印证。
二者▪︎ 拒绝建立“基督教国家”，不是退缩，而是对神权暴政的清醒记忆——欧洲历史证明，当宗教与国家合流：信仰被政治化；教会被国家利用；异端被迫害；暴政与腐化迅速形成，建国者深知这一历史真实，因此拒绝任何形式的“国教神权”。他们不是拒绝基督信仰，而是拒绝假借基督之名的压迫体系。
诚如托克维尔指出，美国的力量不来自国教，而来自社会的自发信仰伦理。这正是美国模式的独特之处。
三者▪︎ 美国模式的本质：制度世俗化 + 社会基督徒化。美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但美国文明深受基督信仰塑造。其结构经常被误解：制度：世俗化，防止权力腐化；社会：基督徒化，以美德维持自由；国家与宗教：分层，而非冲突。建国者创造的是“自由下的信仰秩序”，而非神权体系。这一模式在西方政治史上独一无二。
四者▪︎ 某些“宗教国家主义者”的误解：他们既不懂宪政，也不懂信仰——今日许多高喊“基督教国家”的人，并非在恢复建国精神，而是在走向完全不同的道路：他们把“基督教”当成文化武器，而非信仰；他们希望国家替他们强制道德，因为自己无法活出影响力；他们想要信仰的力量，却不想承担信仰的代价；他们误把威权包装成“基督的权柄”。这些思想显然与耶稣、保罗、宗教改革与美国建国者完全相反。他们要的不是“基督徒国家”，而是“宗教版威权国家”。
这类声音看似“强硬”，实际却是恐惧与无能的表现——真正的信仰力量从来不是靠强制，而是靠生命见证。
建国者的道路：更难，更慢却更真实、更符合圣经关于自由、责任与真理的教导。建国者选择的政治—信仰模式有四大支柱：个体自由：信仰由良心决定；良心信仰：不靠政治推动；公民美德：基督徒伦理维持社会秩序；宪政节制：权力受限，防止宗教被政治腐化。
【末志】此诠释文集旨在说明：不是“弱化宗教”，反倒是完全忠于圣经信仰与美国建国思想。真正的信仰自由不是靠政府强制，而是靠公民良心；真正的基督徒文化不是靠国家推动，而是靠美德累积。
任何想要以国家之力建立“基督教国家”的人，都只会背离耶稣、背离了宗教改革者，也背离了建国元勋的自由传统。
美国建国者之所以坚持信仰自由，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信仰退缩，而是因为他们深刻理解信仰的本质。信仰只能来自良心，而不能来自强制。无论是耶稣的教导、保罗的神学，还是洛克与宗教改革传统的思想，都一致认为：信仰若不是自由意志的回应，就不是真信仰。因此，建国者拒绝让政府掌握宗教权力，并不是世俗化的让步，而是对信仰本质的保护。他们深知一旦国家拥有宗教权力，信仰便会被政治操弄，教会会成为国家的工具，暴政会借着宗教的名义形成。他们不愿基督信仰沦为政治的延伸，因此选择让宗教从政治权力中抽离，让信仰回到个人的良心。
也正因为此，美国的制度结构呈现出一种外界常常误解的特性：制度是世俗化的，但社会却深受基督徒伦理影响。国家不设立国教，不介入宗教事务；但社会生活、民间习俗、公共道德却由基督徒文化自然维系。这不是矛盾，而是建国者刻意设计的双轨结构。制度必须中性，以防止权力腐败；社会伦理则由公民自由实践的信仰维持秩序。托克维尔在《民主在美国》中观察到，正是这种分层而非混合，使美国既保持自由，又拥有稳固的道德基础。
然而当代一些批评“政教分离”的华人声音，并非来自真正的基督信仰，而是来自一种披着宗教外衣的威权心理。他们希望国家强制推行基督教道德，因为他们缺乏成为社会影响力的信心；他们渴望一种“基督教国族主义”，因为他们误以为政治力量越强，信仰就越稳固；他们口口声声要“恢复基督教国家”，却从未理解耶稣拒绝用武力建立国度，也未理解保罗所说“各人要凭自己的心意坚定”，更未读过杰斐逊、麦迪逊为何恐惧宗教卷入政治。他们想象的不是美国，而是一个宗教包装下的威权国家。他们所谓的“强势”，其实是一种恐惧：害怕信仰若不靠国家撑腰，就毫无力量；害怕文化若不靠政治强制，就无法延续；害怕自身的信仰生命无法足够影响他人，因此希望国家代替他们行使信仰的权柄。这种恐惧和依赖，与建国者对个人良心、自由、自主的信念完全相反。
真正的信仰影响力不是靠国家，而是靠生命与美德。建国者之所以信任公民，而不信任国家，是因为他们深知政治权力腐蚀一切，但自由中的信仰才能生长。他们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不给国家宗教权力，也不让宗教成为国家武器，而是让公民自己在自由中实践信仰，让社会道德在自愿中生根。这比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更艰难、更慢，却更真实、更符合圣经，也更能经受时间的考验。
因此，当人们指责“政教分离削弱信仰”时，他们恰恰误解了建国者。他们以为强制带来力量，却不知道强制才是信仰的毁灭；他们以为“国家基督教化”是荣耀，却不知道这将使信仰沦为政治工具；他们以为自己在维护基督教文明，却不知道建国者正是通过拒绝国家宗教化，才守住了基督信仰的纯粹性。美国的建国结构从来不是软弱，而是一种对信仰本质、对自由、对人性堕落倾向的深刻洞察。
若真的让这些人掌权，他们几乎必然在名为“恢复基督教”的口号下，把国家推进另一种形式的暴政。他们以为自己会勇敢地建立基督教国家，但真到关键时刻，他们通常不会承担责任，而会在危险出现时退到角落，把“权柄”交给强制的国家机器。他们渴望强势，却不愿活出美德；渴望秩序，却不愿承担自由的代价；渴望影响力，却不愿改变自己。他们不是守护文明，而是在创造乱象。
建国者的道路更难，却更高贵：让信仰自由，让权力受限，让良心成为信仰的起点，让社会美德在公民中自然生长。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政治哲学，也是真正的美国开国精神。
以馬忤斯之路：聖經神學譯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