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國度與改革宗傳統（Matthew Tuininga）

The Two Kingdoms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作者：Matthew Tuininga，2012年 4月 25日

誠之譯自：https://theaquilareport.com/the-two-kingdoms-and-the-reformed-tradition/

（標題是譯者另加的）

摘要：如果我們要克服教會中與兩國論有關的日益增加的爭論和猜疑，我們就迫切需要澄清這個問題。當我們對一些教義、思想、個人或機構作出全面性的譴責，只因為它們與一些有爭議的主張有某種的關聯，卻對改革宗教義和實踐的歷史渾然不知，我們實際上並不是在幫自己。

過去幾年，當我在不同的改革宗教會和長老會進行勸勉時，當我在不同的地方與改革宗牧師、長老和信徒交談時，我一再被問及對兩個國度教義（或譯為兩國論）的看法。在許多情況下，提出這個問題都是出於極大的擔憂，因為在詢問我對兩國論的看法的人心中，兩國論是與否認基督教教育的合法性或否認基督在整個生命中的王權和權威聯繫在一起的。

顯而易見的是，我並沒有被問及十六及十七世紀古典改革宗的兩國論，該教義被用來捍衛教會合乎聖經的自主權，以對抗國家的伊拉斯謨派（erastian）的主張，以及教會根據聖經建立自己的改革宗教會治理並執行自己的教會懲戒的權利。

然而，我通常不知道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我是否對當今以兩國論為基礎的主張感到不安？是的。我對它在我們教會中引發的一些爭議和不信任感到擔憂嗎？非常擔心。我認為應該放棄兩國論嗎？我不明白，如何在不失去改教家們為我們改革宗教會近五百年來所享有的聖經自主性和完整性所奠定的基礎上放棄它。

馬丁路德的兩國論

兩國論是一個古老的教義，在其古典的表述中，它與今天所援引的許多主張和原因幾乎毫無關係。馬丁·路德最初提出這一教義時，至少考慮到了三個基本問題。

首先是澄清一個真理，即信徒享有基督徒的自由，無論其外部環境如何。換句話說，儘管我可能是奴隸或受壓迫的人，生病或貧窮，但在基督裏，我仍然是自由的，沒有人能奪走我的自由。今世的外在事務是地上國度所關注的問題，不能嚴格地與上帝國度的福音祝福視為等同。

第二個意圖是拒絕羅馬（天主教）關於恩典高於自然的主張，這種主張導致中世紀神學家認為《登山寶訓》對普通基督徒的自然生活沒有約束力，而且教會的權力高於、甚至源於公民政府。路德反對這一觀點，認為，《登山寶訓》對屬靈國度的普通信徒具有約束力，但對具有強制力的公民國度不具有約束力，而且上帝已經任命了公民政府來維護這個世界的和平與正義，獨立於教皇或教會的權威。

路德闡明該教義的第三個目的是堅持上帝的國度以獨特的方式傳揚，教會以獨特的方式建立和擴展：藉著宣講聖道及施行聖禮。因此，路德最初利用這一教義來反對民政當局對傳揚福音的干涉，他認為，公民國度是靠刀劍運作的，而基督的國度則是靠聖道和聖靈來推進的。

加爾文的兩國論

儘管兩國論往往與路德宗而非改革宗連在一起，但加爾文將其用於一個非常重要的目的。他在《基督教要義》中首次提到這一教義時，也是針對路德所關注的問題，即基督徒的自由。

加爾文認為，基督徒的自由不能像他認為的重洗派使用的方式，被用來推翻這個世界的公民政府或其他機構和等級制度，因為他認為，基督徒的自由屬於另一個國度。在談到基督徒的自由時，這些事情必須分開。

但加爾文對這一教義最重要的運用，使他走上了路德僅僅暗示過的道路，開創了改革宗版本的這一教義。他訴諸兩國論，強調屬靈權力與公民權力、教會與國家之間的區別，堅持認為兩者不能混為一談。

在某種程度上，加爾文是對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改革宗觀點的回應，這種觀點認為國家的任務是實現教會的改革，因此教會懲戒和救助貧困的職能是國家的事，而不是教會的事。與這些立場相反，加爾文認為，由於屬靈的國度有別於公民國度，它的治理方式和特徵也必須有所不同。

因此，《新約》對管理教會紀律的長老和看顧窮人的執事的呼召，不能與《新約》對民事權力合法性的確認混為一談。換句話說，《新約》中的這些職份並不是簡單的臨時措施，最終會被基督徒公民官員所取代。相反，由長老和牧師執行的教會紀律，包括開除教籍，對於教會的正常運作至關重要，而執事職份則是反映神國公義的屬靈職份，而不是世俗職位。

因此，加爾文從根本上確立了我們今天所知的長老和執事職份，並堅持其重要性。因此，加爾文遵循兩國論的邏輯，建立了獨特的改革宗教會治理教義。

英國教會與兩國論

這些努力並非毫無爭議。儘管在改革宗教會治理容易建立的地方，兩國論變得不那麼明確突出，但它仍然指導著那些必須堅持合乎聖經教會治理的人，以對抗那些不想放棄對教會的權威的君主以及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主教們的要求。因此，從加爾文到西奧多·貝扎，再到在瑪麗時期流亡歐陸的新教人士（Marian exiles），以及早期清教徒，他們都希望英國教會在十六世紀末得到徹底改革。

最重要的是，曾在日內瓦學習過的英國長老會之父湯瑪斯·卡特賴特（Thomas Cartwright）在十五世紀 70 年代利用兩個國度教義來論證伊麗莎白女王不是教會的元首，教會治理也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政治權力可以凌駕其上行使其意志。相反，卡特賴特堅持認為，雖然基督是萬有之王，雖然君主通過其民事權力真正代表祂施行統治，但基督的王權是雙重的，因此君主的權力並不延伸到上帝國度或教會。教會有自己獨特的治理方式和權柄，透過聖經中指定的職份運作。

惠特吉夫大主教（Archbishop Whitgift）和神學家理查德·胡克（Richard Hooker）強烈反對卡特賴特的「兩個國度」教義，因為他們都為王權凌駕於教會之上以及教會的主教制治理形式辯護。雖然惠特吉夫完全拒絕了兩個國度的區分，但胡克實際上是為了保皇的目的而重新闡述這一區分的（但沒有成功），正如一位學者所指出的那樣，這證明了他的信念，即這一教義是新教正統的核心，因此也是他為王權至上辯護的合法性的核心。

因此，「兩個國度」教義成為那些主張英格蘭教會需要進一步改革的人的基礎，因此在十六世紀 40 年代英國內戰的清教徒復興運動中，該教義再次受到重視。此時，安德魯·梅爾維爾（Andrew Melville）和撒母耳·盧瑟福（Samuel Rutherford）等蘇格蘭長老會神學家成為其最傑出的支持者，因為蘇格蘭長老會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在蘇格蘭建立改革派教會治理，並將英國內戰視為在英格蘭建立改革派教會治理的契機。對這些人來說，兩國論再一次成為了主張基督是教會之首的主要手段，教會治理要對基督負責，而不是對國王負責，即使國王在世俗國度（temporal kingdom，或譯為現世國度）中也有自己合法的民事權力。

十六世紀英國主要的政治理論家都認識到兩國論在當時動盪局勢中的重要性。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其 1651 年出版的《利維坦》（Leviathan）中指出，神學家們的聲稱，說教會代表著與國家不同的國度，這是一個需要擁有絕對權力的絕對君主的國家內部所有動亂和衝突的根源。為了捍衛他著名的專制主義理論，他明確地、反復地否定了兩國論，認為即使是神職人員也是從國王那裏獲得講道和施行聖禮的權柄，而不是直接從上帝那裏獲得。

十七世紀晚期，約翰·洛克承認兩國論的效用，他在 1689 年的《關於寬容的信》（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中引用了這一教義，認為宗教不是公民官員的事，因此清教徒和其他持不同政見的新教徒應可自由建立自己的教會。有趣的是，直到荷蘭國王威廉·奧蘭治在 1688 年的光榮革命中登基，英格蘭才最終實現了宗教寬容。長期以來，荷蘭一直是英國清教徒尋求改革教會治理和宗教寬容的典範，這正是因為自第一代威廉·奧蘭治（William of Orange）早期以來，荷蘭基本上是按照事實上的兩個國度模式運作的。

當然，從加爾文到蘇格蘭約老會信徒（Scottish Covenanters），古典的兩個國度的支持者們都不認為這一教義以任何方式、形態或形式挑戰了基督對公民政府或文化的權威。事實上，這樣的結論對他們來說是不可想像的。該教義的目的是捍衛教會及其合乎聖經的自主權，使其不受民間勢力控制教會的主張的影響。

事實上，在其歷史的大部分時間裏，兩國論都與教會的過度擴權有關，而不是與退出文化或政治有關。該教義的支持者被指責為試圖建立一個集體的神職教皇制度，因為他們堅持認為，在屬靈事務上，公民政府應服從教會治理。所有早期改革宗兩個國度的支持者都捍衛基督在教會和國家中的王權。

今日的爭議

如果這是兩個國度教義的傳統，那麼為什麼它在今天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呢？原因有很多。首先，政教分離大行其道，很少有人提出反對意見。因此，該教義失去了緊迫性，很少有人記得它。其次，近代以來，不同的人試圖以新的理由恢復兩個國度教義，而這一教義往往與這些理由聯繫在一起，而不是與宗教改革的古典提法聯繫在一起。例如，許多神學家為了拒絕社會福音而訴諸兩國論。

事實上，我曾多次聽到改革宗的傳道人和神學家以這種方式使用兩個國度的邏輯，而他們本身對兩國論也很警惕。當人們利用這一教義來質疑更貼近現實的原因時，爭議就出現了。例如，有人用它來質疑許多福音派教會直接參與基督教右翼政治工作的政治化。另一些人則用它來質疑他們所認為的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m）的過激行為，以及新加爾文主義未能將通過教會工作推進神的國度與文化變革工作區分開來的問題。

今天，當我聽到有人反對兩國論時，通常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意味著放棄基督教教育，或放棄指導基督徒在生活各個方面行動的基督教世界觀。雖然最近有一些支持兩國論的人確實朝著這個方向發展，但讓這些人——他們肯定是少數——來定義兩國論並控制我們談論兩國論的方式，是一個巨大的神學和歷史錯誤。這樣做忽視了該教義在建立改革宗合乎聖經的自主權和教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而這正是我們所高度重視的，也是改革宗傳統完整性所依賴的。

事實上，我還沒有遇到過一個認信的改革宗信徒不承認「兩國論」的古典定義，正如我在這裏所描述的那樣，「兩國論」是對上帝國度和今世國度的簡單區分，基督統治著這兩個國度，儘管統治的方式不同。真正的辯論不應該是我們是否堅持兩國論。真正的辯論應該是兩國論在當代背景下的含義。

結語

如果我們要克服教會中與兩國論有關的日益增加的爭論和猜疑，我們就迫切需要澄清這個問題。當我們對一些教義、思想、個人或機構作出全面性的譴責，只因為它們與一些有爭議的主張有某種的關聯，卻對改革宗教義和實踐的歷史渾然不知，我們實際上並不是在幫自己。

我們應該共同申明，耶穌基督已被賜予天地間的一切權柄，地上的權勢必須親吻聖子，以免祂發怒而使他們在路上滅亡，基督透過聖道和聖靈的力量建立祂的教會，作為神國的表現形式。我們應該共同抵制教會政治化和教會未能宣揚基督在整個生命中的王權這兩大危險。然後，我們應該開始真正的工作，弄清楚這種宣告到底是什麼樣子的。

馬修·圖寧格（Matthew J Tuininga）是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埃默里大學倫理與社會專業的博士生。他畢業於聖約學院（Covenant College）和加州威斯敏斯特神學院（Westminster West）。他在Christianity in America博客站上發表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