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國族主義（Alan Strange）

Christian Nationalism

作者：Alan Strange（Mid-America Reformed Seminary 教會史教授）

誠之譯自：https://midamerica.edu/articles/32/christian-nationalism

儘管主流媒體中有人試圖將「基督教國族主義」（CN）的標籤廣義地套用在所有關注政治的保守派基督徒身上，但其用法更為狹義——尤其是那些將CN標籤據為己有的基督徒；本文將聚焦後者。與本主題相關的改革宗對政治的看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兩國論的自然法模式（two-kingdom, natural law model: NL/2K），其中包含新舊兩種版本；二是新加爾文主義進路，可細分為凱波爾主義，以及某種形式的神治主義（theonomic）/重建主義（reconstructionist）。這兩種進路都曾被用來為CN及其盟友重建某種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的企圖辯護，儘管大衛·范竹能（David Van Drunen）、邁克·霍頓（Michael Horton）等人推崇的新自然法/兩國論版本，以及凱波爾主義，都完全不贊同基督教國族主義的主張。本文將聚焦於那些採取重建主義或「普遍權益」（general equity）神治主義路線的代表人物：安德魯·托巴（Andrew Torba）與安德魯·伊斯克（Andrew Isker）在基督教國族主義研究中的論述，以及道格拉斯·威爾遜（Douglas Wilson）在《純粹基督教世界》（Mere Christendom）中的主張。

「基督教國族主義」這個標籤，被主流媒體隨意貼在許多被視為基督徒且政治立場保守的人身上，無論當事人是否認同這個標籤或自我歸類。換言之，政治左派往往將「基督教國族主義」作為貶義詞，用來指稱他們眼中右翼陣營的對手。許多在政治上持保守立場的基督徒會被進步派視為並貼上「基督教國族主義者」的標籤，儘管這些保守派基督徒本身並不認同該標籤，甚至對此深惡痛絕。

「基督教」（Christian）一詞被用作貶義描述詞的部分原因在於，2016年許多白人福音派信徒（78%）投票支持唐納德·川普，而在2020年這一比例更高（81%）。必須指出的是，這一比例僅僅略高於歷史常態——數十年來（自尼克森時期，尤其雷根時期起），白人福音派選民便持續支持共和黨。由於這些川普支持者中不少人主張修建邊境城牆並推行限制性的移民政策，他們被貼上「國族主義者」（nationalists）標籤——這種標籤基於這樣的預設：他們對當下多元文化社會的異質性感到遺憾，在某種程度上渴望重現種族與文化同質性佔主導的社會形態。

那些自詡為基督教國族主義者的人的問題在於，他們企圖把「基督教」與「國族主義」結合在一起的方法，顯然與「基督教」這一形容詞背道而馳。他們的國族主義承襲了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德法英三國那種陳腐的血與土的觀念，不僅推崇主流族群的文化，更鼓吹維護種族的純潔性。在美國這樣高度多元化的社會中，這種主張若不訴諸強制手段根本無法實施。我們不可能「倒退」至某種更單一、更同質的時代——那時美國社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英國更正教傳統，如今早已不復存在。

儘管斯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e）近五百頁的《基督教國族主義論》（The Case for Christian Nationalism）無疑將成為該運動的某種思想宣言，但人們不難預見，像喬恩·哈里斯（Jon Harris）或喬爾·韋伯恩（Joel Webbon）的網站，以及安德魯·托巴（Andrew Torba）與安德魯·伊斯克（Andrew Isker）合著的《基督教國族主義：掌權與管教列國的聖經指南》（A Biblical Guide for Taking Dominion and Discipling Nations）這類篇幅更短的著作，將為眾多基督教國族主義基層信徒提供精神指引。這些著作大多與道格拉斯·威爾遜一樣，採用某種神治主義（theonomic）的釋經法，而非沃爾夫更傾向的自然法進路。托巴與伊斯克的著作以「統治權」（dominion）為核心命題，呼籲每位男性對自身、「對妻子與子女」行使此權，宣稱「我們的孩子將接受在家教育……不參加變裝秀……不看Netflix的污穢內容……不收看福克斯新聞或CNN……[也不]使用臉書」（第70頁）。

歷史一再證明，無論前輩們付出多大努力，他們充滿活力的承諾往往會被後代拋棄。新英格蘭和舊英格蘭的清教徒便是如此，尤其是在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新英格蘭地區。十九世紀的美國亦是如此，美國內戰後尤為明顯。面對上帝的浩瀚恩典與慈愛，我們應當竭盡所能保持忠誠。但我們絕不能確保後代子孫的未來——那些妄言能做到的人，根本不是歷史的合格學生。

更何況，為「確保後代」而投入的狂熱與控制，恰恰是疏遠後代的根源。既然上述宣言是當下某些人的決心（「拒絕福克斯新聞、臉書」等），就意味著新生代未必認同這種信念。我認同我們當忠心盡責，把結果交給主來掌管，但這類人總慣於宣稱他們的忠心必能保障後代的信仰——儘管歷史屢屢證明此法行不通。當然，唯獨上帝的旨意與信實才能決定後代的回應。CN倡導者呼籲透過「徹底退出獸的體系，建立平行社會，靜待其體系崩潰——屆時我們構築的屬神根基將填補真空」（106頁），以城鎮、郡縣、州為單位重奪整個國家。

這將使基督徒準備好「對統治我們文化和西方社會的邪惡反基督教世界觀發動跨越世代的屬靈戰爭」。這些堅毅者的子子孫孫將在18歲前「通讀古典著作、希臘哲學全集、整部聖經，並掌握手工建造、槍械射擊、種植食物、狩獵捕魚、舉重健身及創業技能」（107頁）。倘若這些男孩中有人立志成為機械師、醫生、律師、教授甚至牧師呢？面對無數小型企業——其中多數注定失敗——我們又該如何應對？CN倡導者或許熱切期盼其未來願景成真，但這並不意味著它必然實現。縱觀歷史長河，包括美國歷史在內，所有對後代細節的規劃終將落空。

最後一點尤為耐人尋味：作者坦言本書「是基督教各派合作與影響力的成果」。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更正教、天主教及東正教的弟兄姐妹激勵我們出版此書」（108頁）。作者們強調，儘管這些信仰傳統存在差異，但「我們深知必須跨越信仰界限攜手合作，對抗這些邪惡的[非基督教]世界觀，以捍衛並拓展基督教世界」（第109頁）。

我並不否認弗朗西斯·薛華（Francis Schaeffer）等人所倡導的「共同抗敵」（co-belligerence）理念確有其合理性——更正教徒可與其他傳統（包括非基督教傳統）結成同盟，以實現某些共同目標（如反對墮胎）。然而托巴與伊斯克主張，我們竟能與那些顛覆「唯獨因信稱義、唯獨恩典、唯獨基督福音」的基督教傳統，在捍衛與發展「基督教世界」上結成同盟。某種名為「基督教世界」的宏大計劃，似乎比改革宗信條與教理問答所界定捍衛的基督教信仰更為重要。

因此，對許多傾向此方向的人來說，道格拉斯·威爾遜的進路或許最有吸引力。他在新著《純粹基督教世界》（83-92頁）中贊同基督教國族主義，並運用某種神治主義/基督教重建主義的釋經法論證。威爾遜在書中宣稱「神權政治/神治國度」（theocracy）不可避免。他將治理社會的標準視為其功能性的神聖法典；他認為，既然每個社會都受某種此類標準的治理，因此每個社會都在某種程度上是神治國度。

威爾遜希望《聖經》——這確實是神聖經典——成為我們及所有社會的準則。他期待所有人（不僅是教會）都遵守上帝的話語，由民事官長執行律法的兩塊石版的誡命。雖然各地所有人確實都蒙召向耶穌基督屈膝，但在這個時代，唯有上帝的子民才會如此行。若強迫人們在意志未更新的前提下服從上帝全部的律法，必然訴諸強制手段——尤其在當今文化語境下。

正如葛富恩（Richard Gaffin）在其開創性論文《神治論與末世論》所言：在這個世界上，義人將繼續受苦，在基督再臨之前，不會有黃金時代（譯按：這是後千禧年派末世論的主張）。然而威爾遜如今呼籲建立「純粹基督教世界」（mere Christendom），意指剔除早期基督教世界種種弊端的形態。但要求像我們這樣多元化的社會——其中許多元素與上帝及其話語相悖——全然順服上帝的話語，恰恰凸顯了問題所在。歷史學家馬克·諾爾（Mark Noll）在其近期關於美國聖經研究的巨著中指出，儘管聖經在早期曾是「美國的聖經」（America’s Book），但此後我們目睹了其地位的急劇下滑，他稱之為「聖經文明的興起與衰敗（1794-1911）」。

威爾遜倡導「有原則的基督教保守主義」（principled Christian conservatism；第58頁），其政治主張尤為突出（第98-99頁）：必須廢除所有「字母機構（alphabet agencies）」（如環保署、國稅局等），推行任期限制與選區重劃等措施（第72-73頁）。全書傳遞的核心理念是：按照聖經所反映的，天國的要求是建立一個基督教世界——這恰恰是神權自由主義者（theocratic libertarian）夢想的國度（威爾遜自稱是一個「神權自由主義者」，120頁），而我們都應順應此道。然而早期基督教世界的擁護者——如英國及美洲殖民地的清教徒——並非自由主義者（他們制定奢侈品管制法、公平價格法、言論出版限制令，禁止戲劇/小說創作，設立宗教節日等），其構想的基督教世界也與威爾遜的設想大相徑庭。

我猜想威爾遜的神治國度將終結所有令人不快的政治爭論與分歧——這些爭論不僅發生在與不敬不虔者之間，也存在於那些認為上帝並未強制推行自由主義（即便他們更傾向於自由主義）的信徒同道之中。這正是魯益士（C.S. Lewis）反對神治國度的原因：他洞悉最惡劣的世俗政權，正是那些宣稱獲得上帝詳細授權卻實則缺乏具體授權的政權（119-120頁）。威爾遜雖承認魯益士的反對立場，卻完全錯失其核心要義。加爾文同樣認為聖經並未規定任何特定的世俗政體形式（《基督教要義》4.20.8），也未要求復刻以色列的政體模式（4.20.14）。與此相反，威爾遜似乎認為現世國度必須遵循某種神授的政體形態。

然而，任何基督徒個人所能期許的，最多不過是秉持符合上帝話語原則的政治、社會與經濟觀點，而不是能體現「耶和華如此說」的政治、社會與經濟立場。原因在於：聖經所載原則可與不同政經社會模式相契合。聖經的目的並非為生活萬象提供詳盡藍圖，而是宣告耶穌基督的位格與救贖之工，呼召人歸信悔改，在新的生命生中與祂聯合同行。威爾遜的進路卻要求更多——他所謂的「純粹基督教世界」實則並非如此純粹。

基督徒當然可以也應當尋求將聖經原則——無論是以隱含的方式還是以明確的方式（透過自然法或聖經獲得）——付諸社會實踐。在這個高度政治化、兩極分化的時代，當務之急是基督徒無論蒙召傳道或僅作見證（彼前三15），都要高舉唯在基督及其福音中才能尋得的盼望。在這個被黨派政治淹沒的世界裏，我們不應顯得只是在推銷又一個政治方案。世人最不需要的，正是我們帶來的更多絕望。我們應當用言語和行為見證那位顛覆世上國度的君王——祂來不是要受人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可十45）。

艾倫·斯特蘭奇博士（Dr. Alan Strange）現任美國中美洲改革宗神學院（ Mid-America Reformed Seminary）教會史教授、教務長及神學圖書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