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ssential Herman Bavinck
誠之摘譯自：https://podcasts.apple.com/cl/podcast/the-essential-herman-bavinck/id613483893?i=1000778866010
《治死當代話術》（Mortification of Spin）播客
by 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本集標題：The Essential Herman Bavinck
2026/07/29
節目主持人：Todd Pruitt 牧師，Covenant Presbyterian Church (PCA) in Harrisonburg, Virginia；Carl Trueman 教授，Grove City College in Western Pennsylvania。
譯按，約從3’13″起開始翻譯：
[Todd] 我們今天的來賓是一位老友。他之前上過我們節目。他名叫拿但業‧格雷‧蘇坦托（Nathanael Gray Sutanto），是改革宗神學院（RTS）華盛頓特區的神學教授，也是一位作家。如果可以這麼說的話，他的專長領域是赫爾曼·巴文克（Herman Bavinck）的神學。
他撰寫了大量關於巴文克的文章。當然，任何對改革宗神學感興趣或熱愛改革宗神學的人都知道赫爾曼·巴文克，至少也了解他的一些貢獻。他的最新著作是巴文克在其寫作和教學生涯中一些重要貢獻的彙編或選集。這本書名為《赫爾曼‧巴文克精選：讀本與評註》(The Essential Herman Bavinck, A Reader and Commentary ；暫譯)。
拿但業·格雷·蘇坦托是我們的嘉賓。非常感謝你今天能來。感謝你冒著聲譽受損的風險參加我們的播客節目。
所以，過去幾天我一直在跳著讀，瀏覽不同的章節，而且真的很享受閱讀的過程，順便說一句，這很大程度上要歸功於您寫的序言，真的非常有幫助。如果你也像我一樣，曾經努力研讀過，或者至少嘗試過研讀巴文克的多卷本教理學著作，那麼像這樣的書籍對你來說可能非常有幫助。
因為本書有一個專門介紹教理學的章節，它能為你提供一個很好的概覽以及一些有用的入門資料。但我同樣對第一部分非常感興趣，你在其中探討了他的一些早期作品，我們稍後會談到這一點。不過，或許我們應該先回顧一下，你能否先向我們的讀者介紹一下巴文克是誰，他為何如此重要，以及為什麼我們今天還要繼續閱讀他的著作？
巴文克的重要性
[Gray] 當然。是的。再次非常感謝你的介紹和推薦的書籍。
是的，赫爾曼·巴文克是亞伯拉罕·凱波爾的得力助手，但我認為現在我們才真正認識到他的才華。他不僅僅是凱波爾的追隨者，他實際上是凱波爾傳統的系統化者。他是所謂新加爾文主義（Neo-Calvinist）傳統的先驅。
長期以來，我認為我們一直將新加爾文主義傳統與某種凱波爾式的轉化主義（transformationalist）願景聯繫在一起，這完全是因為我們當時缺乏巴文克的譯本，也缺乏凱波爾大部分神學著作的譯本。我們之前沒有意識到，新加爾文主義實際上與經院式改革宗正統傳統緊密相連，而巴文克不僅試圖捕捉這一經院式改革宗的正統傳統，還試圖將其傳承給現代人。因此，這正是一個絕佳的例子，展現了我們現在所說的「溯源神學」（retrieval theology）。
為了現代的緣故，他試圖追溯正統改革宗綱領，但同時，他並非將此正統重新禁錮。他是一位批判性的接受者，致力於將其更新，以適應一個更加多元化、更加全球化的時代，一個更加關注無信仰挑戰的時代——這些挑戰不僅來自羅馬天主教或路德宗的論戰，也來自徹底的世俗無神論觀念。因此，我認為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正是改革宗神學的一個絕佳範例，它觸及了我們當下正在探討的諸多議題。
我的意思是，他生活在一個民主、多元，而且往往是非常世俗化的社會。所以我認為這就是他今天還如此重要的原因。
與科學對話
[Todd] 是的，我們看到他，而且我在你介紹他的一些早期著作時確實看到了這一點，他積極參與了當時西歐一些新興的哲學運動，並與科學進行了深入的對話。我的意思是，在我早年閱讀他的教理學著作時，我至少看到了他對科學的關注，但直到我開始閱讀這本書，以及他關於「世界觀」（Worldview）的小冊子時，我才真正意識到他對科學的關注程度。那麼，為什麼一位19世紀西歐的神學家會如此熱衷於此呢？
[Gray] 是的。巴文克經常強調的一點，亞伯拉罕·凱波爾也是如此，那就是啟蒙運動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想想從笛卡爾到康德這樣的人所塑造的傳統，尤其是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流派，他們基本上認為信仰應該私有化，而那些在公共領域可被稱為「科學」或「知識」的，僅僅限於可以通過經驗驗證的事物。這意味著，在「通過私人信仰所能獲知的知識」和「作為科學的、公共可獲取的知識」之間，存在著某種程度的二元對立。
宗教和神學或許對你的私人生活有益，但對大學、學術研究、公共宣講和面向公眾的知識體系卻是無益的。巴文克基本上指出，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真正的挑戰，因為在基督教世界，我們長期以來一直認為神學與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息息相關。，然而，眼下正是良機，讓我們能夠闡明神學為何是生活各個領域（包括大學）的基石。
所以，針對1876年荷蘭的一項高等教育法案，巴文克有意作出回應。該法案基本上規定，我們要把所有公立大學的神學系改成宗教學系。為何如此呢？因為宗教學是基於經驗，是可以實證來檢驗的學科。它是一門跨越歷史、研究人類的學科，屬於社會學和歷史學研究的範疇。但神學並非如此。它不是實證性的。因此，它不應該屬於大學。
神學就這樣再次被轉化為宗教學（religious studies）的範疇。但巴文克想說的是，不，神學應該屬於大學。因此，在我們為這本讀本所摘選的神學導論（prolegomena）開頭篇章中——編選讀本最艱難的工作之一恰恰在於甄選收錄哪些篇章——我們納入了巴文克關於「神學作為關於上帝的科學」（Theology as the Science of God）的論述；這意在表明，神學屬於公共知識。
神學是可以公開接受批評的內容。做神學研究不能胡亂編造。這不僅僅是你的私事。
但神學和其他人文學科一樣，也是一門科學，或者用荷蘭語來說，是精神科學（spiritual sciences），Geesteswetenschappen，對吧？既然如此，現在正是我們再次展現神學的科學性以及它為何能與其他科學並駕齊驅的好時機。
所以，是的，這就是我們要閱讀巴文克的原因。
當代意義
[Carl] 格雷，我最近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文學很感興趣，部分原因是，在我看來，那段時期歐洲社會和文化各個層面都發生了巨大的轉變。當你閱讀像托馬斯·曼（Thomas Mann）這樣的作家的作品時，你會發現他既在記錄也在分析那些當時正在發生的變化。現在，讓我們回到當下。我認為我們生活在一個許多人都有同感的時代，社會正在發生巨大的變革，暗流湧動，我們幾乎無法察覺，更遑論理解。
你認為在當今的脈絡下，巴文克是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神學模式？我們能否從他如何應對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洲的獨特問題中汲取經驗，來幫助我們應對今天面臨的挑戰？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我們目前在基督教世界中看到，有些人對某種形式的傳統作出了回應，他們試圖恢復傳統，並將其與基督教國族主義（Christian nationalism）等思潮結合。
當然，這裡面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因為「國族」的概念本身就不是固定不變的範疇。但是，你是否認為巴文克為我們提供了一種更好的方式，讓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神聖啟示以及與基督教傳統相關的當代問題？
[Gray] 當然。非常感謝你提出這個問題。而且，我認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凱波爾和巴文克的傳統會被稱為「新」（neo-）加爾文主義傳統，而不是「古」加爾文主義（paleo-Calvinist）傳統。
再說一遍，在美國，我們一提到新加爾文主義，就想到凱旋主義（triumphalist），有時甚至想到後千禧年的凱波爾主義，但這與凱波爾和巴文克的實際觀點相去甚遠。在當時的脈絡下，他們指的是加爾文主義與一種基督教政教關係模式緊密相連，在這種模式下，國家被視為一種自然機構，負責展望並保護恩典的領域（sphere of grace；譯按：指救贖領域，即教會）。因此，國家的責任是根除不信，減少異端等等，並保護屬於教會領域的福音。
因此，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荷蘭國家教會（National Church of the Netherlands）——我在這裡做些簡化——在巴文克出生之前，荷蘭國家教會就已經在進行自由化改革很久了。也因為如此，正統的加爾文主義者實際上被國家教會，也就是荷蘭國家改革宗教會（National Reformed Church）邊緣化了。這便形成了巴文克父親參與的分離主義運動（secessionist movement；譯按：1834），而巴文克本人也出生於這場運動之中。
1844年至1848年間，荷蘭轉型為民主社會，這意味著分離主義者突然能夠重新參與公共事務。他們不再遭到迫害或被邊緣化，而是可以自由地參與公共討論，並在公共討論中自由地表達自己的訴求和立場。
因此，在政教關係從基督教王國（Christendom）模式轉變為民主代議制（democratic representational）模式的這一時期，許多「古」加爾文主義者實際上認為：「僅僅在其他同儕——包括天主教徒和非信徒——中擁有發言權是遠遠不夠的。我們想要回歸到基督教王國模式，更要重新確立有信仰告白的加爾文主義的地位。」然而，凱波爾和巴文克卻認為，加爾文主義其實是「新民主時代」（New Democratic Age）的盟友。
鑑於我們對人性全然敗壞的信念，以及我們對這個時代是普遍恩典時代而非上帝審判時代的認知，加爾文主義擁有獨特的資源。上帝希望我們與非信徒共同生活，因此我們必須以「我們是眾多世界觀中的一種」這樣的身份來參與公共生活，但我們也同時擁有基督教信仰的理據來理解我們所看到的多元性。因此，在一個新民主時代，這是一種極具創造力的願景，但這並非主張我們要建立類似於法國大革命或啟蒙運動時期人們所信奉的那種代議制民主（representational democracy）——凱波爾和巴文克對此有著非常敏銳的意識，並始終堅持自己作為正統的加爾文主義者的立場。
但正統的加爾文主義並不要求建立基督教世界的社會體制（social Christendom；或譯為世俗化基督教社會）。相反，我們需要的是一種適應多元化時代的正統加爾文主義，而實際上，這種多元時代正將我們帶回到主後二世紀的情境。因此，除了巴文克對古典改革神學的闡述之外，你還可以看到，例如，在《婦女與當代社會》（The Woman and Contemporary Society）一書中——這是我們在此提供的，有史以來的第一次英譯——這本選集的最後收錄了其中一章，約十頁的內容。
我們看到了巴文克在其中（譯按：1918年出版）中主張普選權，例如，婦女投票權。而他是在1908年至1918年間，改變了對此問題的看法的。他在1908年撰寫《基督徒家庭》（The Christian Family）一書時，曾持有一種觀點，認為婦女應該待在家裡，完全不適合參與公共事務。然而，在短短十年間，他意識到這是一種文化刻板印象，而非自然現實。
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的是對改革神學的批判性接受，這是由時代處境的變遷所推動的，但同時，卻不是以那些變遷中的處境為其動機或根本依據。正如你所說，卡爾，我認為這對我們來說是個極具價值的範例。
新加爾文主義的區分
[Todd] 你知道，當我閱讀凱波爾關於政治的論述時，我發現很有意思，因為你可以選取凱波爾關於政治以及理想社會形態的論述。他的觀點與我們當代所謂的「基督教國族主義者」（Christian nationalists）的觀點非常相似，他們都希望基督徒[在公共領域]擁有清晰而有影響力的聲音。他不希望公共領域被用來宣揚邪惡或其他類似的東西。我們要如何區分新加爾文主義政治願景的不同類型呢？
[Gray] 是的。
[Todd] 還有，要如何區分我們今天看到的像史蒂芬‧沃爾夫（Stephen Wolf）等當今新興基督教國族主義者所宣揚的理念呢？
[Gray] 是的，非常感謝。就我所知，基督教國族主義者並沒有把凱波爾和巴文克視為盟友，以至於他們真的會去讀凱波爾和巴文克的著作，對吧？所以我告訴學生，區分「法律上的/按照法律」（de jure）和「事實上的/按照事實」（de facto）是至關重要的。這兩個詞都是拉丁語，「法律上的/名義上的」（de jure）指的是基於法律地位或權利，法律明文規定的。「事實上的」（de facto）指的是實際存在的。凱波爾主張在公共領域宣揚基督教價值觀，以便文化能夠「在事實上」更加基督教化。
而當你問凱波爾是否是個「轉化主義者」（transformationalist）時，你還需要進一步追問，轉化到什麼程度？最終目的是什麼？他設想的是怎樣的社會？
這樣的社會不是神治國度（theocracy），不是重建伊拉斯都模式（Erastian model）[譯按：即國家之上論，主張教會隸屬於國家，世俗政府擁有最終宗教裁決權與管教權]，或甚至不是重建加爾文的日內瓦模式 [譯按，主張政教分離且協同合作；政府無權干涉教會事務]。他對此非常明確。他實際上是主張一個「在事實上的」，而非「在法律上的」多元化基督教社會。在凱波爾關於基督教國家或基督教文化意義的著作中，沒有任何建制主義（establishmentarian principle）原則[譯按：指國家應該在法律上正式承認、保護並資助一個官方確立的教會，即國教]。
相反，他主張，如果我們想要實現社會轉化，這實際上取決於聖靈的工作，也取決於重生，對嗎？巴文克在這點上與凱波爾的立場完全一致。
所以，凱波爾並非試圖重建某種基督教[國家]，那屬於「古」加爾文主義的範疇。他甚至無意主張建制化教會（institutional church）應該直接介入政治。真正能夠發揮這個作用的，是作為「有機體」的教會（organic church；即非建制化的教會，指信徒彼此之間的生命聯結）及其社會行動（activism）與宣講。
教會也在這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就是要塑造信徒，使他們在上帝的話語下成長。但這並非指那種神治論的後千禧年主義（theonomic post-millennialism），也不是要回到16、17世紀的基督教世界（Christendom）——他們認為那個時代與一個充滿暴力與衝突的社會有關，認為它帶來的弊遠大於利。他們不斷以塞爾維特（Servetus）事件為例，認為這不是加爾文的錯，而是加爾文時代的過錯。
他們辯稱，即使在16、17世紀，也存在多樣性。例如，荷蘭就曾為斯賓諾莎（Baruch Spinoza）和勒內·笛卡爾（Rene Descartes）提供庇護所和避難所。因此，即使荷蘭當時是個已確立國教的國家，寬容的精神依然深植於荷蘭本地的更正教神學之中。
所以，情況截然不同，很難歸類。那麼，如果你問，凱波爾和巴文克如今留下了怎樣的遺產，我們可以從《比利時信條》第36條相關條款的刪除中看到這一點。我的意思是，他們其中一部分遺產在於刪除了關於民事官員有責任剷除異端、不信等等的條款。此外，他們的遺產也體現在他們的主張中。凱波爾和巴文克都認為，政府有責任不去干涉人民的世界觀，並應平等地資助世俗學校、基督教學校和羅馬天主教學校。
這意義深遠。我不知道這是否適用於美國，但這絕對不能與基督教國族主義劃上等號。
[Todd] 是的，這很有意思。
傳統進路
[Carl] 格雷，我的問題略有不同。你如何描述巴文克在神學中如何看待傳統？改革宗神學與更廣泛的福音派神學之間的一個顯著區別似乎在於，改革宗神學會尊重和基督教傳統的互動與挪用（appropriation）。在你看來，巴文克認為在這種脈絡下發揮作用的準則中，有哪些準則對我們今天討論對傳統的接受、挪用等問題時，會非常有幫助？
[Gray] 是的。我正好有一篇關於這個主題的文章即將發表。而且，這本選集的導論章節也略有涉及。
但這篇文章探討的是改革的原則、溯源（retrieval）的原則，以及從赫爾曼·巴文克身上學到的教訓。文章已被《哈佛神學評論》接受，主若肯，將於明年發表。文章已被接受，所以接下來只剩下出版流程了。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論證巴文克在「永恆不變的原則」與「公共或社會層面的影響及條件」之間做出了明確的區分。他一貫強調，當你在構建基督教教理學研究時，既需要聖經與傳統，也需要他所謂的「基督徒意識」（Christian consciousness）這第三類因素。基督徒意識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堅信，傳統是我們需要予以尊重的。
然而，基督徒意識是由社會處境與背景塑造的。這為有形教會創造了一種多元形態（pluri-formity），而這種多元形態並不總是能歸因與罪對理性造成的影響（noetic consequences of sin）。因此，即使我們排除罪對理性的影響，教會歷史中也必然會出現某種程度的多樣性。
因此，特定的社會處境會影響你對某些事情的直覺，例如教會禮拜的流程該如何安排，以及聚會的時間定在何時。還有待客之道的標準等等慣例。所有這些都是良性的差異，未必是壞事。
並非所有的多樣性都是壞事。有些多樣性是不可避免的。例如，巴文克在《正統與現代性》（Orthodox and Modernity）一文中就提到這一點，這篇文章我們也收錄在了這本選集中。
在我們現今社會意識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教義，在「三聯合信條」（three forms of unity）傳統中卻鮮少被提及。例如，《救贖之約》（Pactum Salutus）。巴文克指出，在牧職按立考試中，針對《救贖之約》的提問非常普遍，因為對我們來說，確認《救贖之約》這一教義，對我們而言確實至關重要。
然而，在我們的信條文獻中，它並沒有得到充分的闡述。或許有隱約暗示，但並沒有真正展開論述。所以，傳統不能只用經文內容來歸納。
巴文克指出，對於其他一些問題，例如《比利時信條》第36條，我們認識到，改教家在重新審視聖經中關於良心自由以及我們在新盟約中所處位置的問題時，或許不夠認真，以至於他們仍然將大衛王朝的神治國度原則套用到今天；而我們如今已經意識到，這是不恰當的做法。他還表示，我們從對獨立派（Independents）和重洗派（Anabaptists）的迫害中學到了很多教訓。
因此，我們必須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正因如此，傳統至關重要。它是一種「受規範的規範」（normed norm）。而聖經則是規範性的規範（the norming norm）。至於我提到的基督徒意識，這第三個要素，我認為它並非一種新事物（new reality）。我認為它只是將改革宗傳統中一直存在的內容凸顯出來而已。
你知道，荷蘭更正教傳統和蘇格蘭更正教傳統向來不同。我們一直都承認形式的多樣性，因為我們摒棄了羅馬教會那種本質性的階級制度。我認為，巴文克在作一些新的嘗試，但並非引入了什麼新的概念。他只是把一個一直存在的現實帶到了我們意識的最前沿，那就是我們的社會處境造就了一種健康的多元性，這不僅展現了基督信仰的大公性（catholicity），也解釋了為什麼基督教信仰既是一種根植於聖經和聖靈光照的傳統信仰，又能切合實際地應用在生活當中（an applicable faith）。希望這能解答你的疑問，卡爾。
[Todd] 我還有一個問題。也許是我太單純了，但我還是覺得「世界觀」這個詞很有幫助。所以，每當我看到巴文克使用這個詞，我都會感到一絲欣慰，因為我仍然覺得這個術語在處理現代的問題上很有幫助。
我們教會有很多大學生，我常常和他們聚會，做一些教導。我發現巴文克關於「世界觀」的論述，尤其是他關於創造論的論述，在教導這些大學生時非常有幫助。因為不出所料，他們想多知道一些，對於那些與和我們所知的基督教傳統有截然不同觀點的人，他們該如何回應。還有各類常見的話題，例如性傾向、跨性別議題等等。
但我發現，巴文克在關於世界觀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分類，以及他對創造論的具體論述，對於幫助當今的大學生們理解這些問題，確實很有幫助。你知道，如果可以的話，我想鼓勵各位牧師和教師，不妨參考巴文克的這些教導，尤其是在向教會中的年輕人傳達相關信息時。
[Gray] 確實如此。我不清楚你對「世界觀」這一概念是否持保留態度，因為我聽說，當我在威斯敏斯特神學院求學時，卡爾經常針對「世界觀」提出批評。
[Todd] 哦，我知道。我特意提起這件事，肯定是為了要調侃一下卡爾。
[Carl] 「世界觀」很容易變質為「社會想像」（Social Imaginary）。
[Gray] 社會想像不是什麼大問題。
[Todd] 當然。
[Gray] 但讓我這樣說吧。我認為我們翻譯的巴文克1908年的著作《基督教世界觀》（Christian worldview），之於凱波爾的著作，就好比柏拉圖的《形上學》（Metaphysics）和《尼各馬可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之於亞里斯多德的全部作品。
所以，如果凱波爾1898年關於加爾文主義的講座是柏拉圖，那麼巴文克的《基督教世界觀》就是亞里斯多德。它對凱波爾想要表達的內容進行了更細緻、更深入的系統性闡述。因此，巴文克對「世界觀」的理解不僅僅是起點，而是一個歸納的過程。
他實際上認為，極少有人能真正形成一種世界觀。這是一個需要集體協作的過程，一個跨學科的過程。它更像是繪製地圖，而不是簡單地戴上一副眼鏡。這是我們在《基督教世界觀》的編者導言中所使用的一個比喻。所以，如果你認為世界觀只是護教論證中一個容易被當作武器來使用的工具，比如，「我有基督教世界觀，而你沒有，所以你什麼都不懂，而我什麼都懂」，那麼，這就不是巴文克所闡述的那種世界觀的思維方式。
令人惋惜的是，巴文克的《基督教世界觀》很可能是蘭基督教改革宗文獻中，最早正面論述「基督教世界觀正」這一主題的第一手原始文獻。然而，長達一百年間，它卻從未被翻譯成其他語言。因此，我們只能讀到凱波爾關於加爾文主義講座，經過簡化版、稀釋後的種種變體，而非真正屬於亞里斯多德體系的建構者，即赫爾曼·巴文克本人的思想。
[Todd] 所以，我推薦各位牧師都使用這本書。它非常實用，而且就它提供的分類而言，至今仍然非常適用。所以，是的，讀到這些內容很有幫助。
[Gray] 是的，這本選集裡收錄了一些。當然，Crossway 出版的那本小冊子也值得一讀，希望如此。
[Todd]是的，確實值得。非常好。
[Carl] 格雷，和往常一樣，很高興你能來參加我們的節目，也很高興能和你聊聊巴文克，我認為他仍然是當今改革宗思想領域的重要人物之一。所以，我要感謝我們今天的嘉賓格雷·蘇坦托，他擁有愛丁堡大學的博士學位，師從詹姆斯·埃格林頓（James Eglinton），我記得埃格林頓曾和我妻子一起在阿伯丁的蘇格蘭自由教會博納庫爾分堂組織學生小組。所以，我認識詹姆斯的時候，他還沒成為教會裡受人尊敬的成員。非常榮幸能邀請到格雷·蘇坦托 (Gray Sutanto) 作客。他目前是華盛頓特區改革宗神學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RTS) 系統神學的副教授。 RTS 的教授們一直是本節目的好朋友。我們也很榮幸能與 RTS 成為好朋友。所以，非常高興你能來做客。
我想向聽眾朋友推薦一本新書——《赫爾曼·巴文克精選：讀本與評註》(The Essential Herman Bavinck, A Reader and Commentary)，由蓋爾·E·道恩博斯（Gayle E. Doornbos）和 N·格雷·蘇坦托（N. Gray Sutanto）編輯，貝克（Baker）出版社出版。
目前我們沒有樣書贈送，但貝克出版社慷慨地為所有想購買此書的聽眾提供了折扣。你可以訪問我們的網站 mortificationofspin.org，找到一個鏈接，點擊即可享受 40% 的折扣購買此書。如果你願意，也請慷慨解囊，捐贈一些款項。
我們是一個由聽眾支持的播客節目。最後，我要感謝你今天的收聽，並期待下次與你相聚。
感謝收聽《治死當代話術》（Mortification of Spin）。《治死當代話術》是福音派認信聯盟（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的播客節目。如需了解更多類似話題，請造訪 mortificationofspin.org，你可以在那裡找到卡爾和托德的其他文章。
瀏覽往期節目存檔並捐款。我們下期《摒棄偏見》再見！
以馬忤斯之路：聖經神學譯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