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詞條:預表;預表釋經法(Type, Typology)

預表;預表釋經法(Type, Typology)

摘自聖經神學辭典

在有關聖經預言的解釋學中,「預表」也許是我們明白得最少,卻又最重要的一個觀念。預表性質的預言在聖經中隨處可見,可以說是眾先知──包括耶穌──談論未來的一種「正常」方式。我們若忽略這種談論的方式,便會完全扭曲了預言的信息。

預表與其他釋經法的異同

預表經常跟寓意解釋互相混淆,有時又會被錯誤地標籤為「雙重應驗」。它亦會被拿來與有人稱之為的「按字面直解」相互對立。

寓意手法在基督教出現前的希臘文化中興起,早期的哲學家便藉此法來解釋希臘神話中那些荒淫和令人反感的部分。一些學者(例如:Metrodorus of Lampascus〔主前331-278年〕和Chrysippus of Soli〔主前280-207年〕)便運用寓意方式來解說諸神故事中淫褻和令人反感的內容,在背後找出種種道德和哲學教訓。後來的基督徒──尤其是屬於亞歷山太學派的思想家──亦採用了寓意解經法來指出舊約所蘊藏的基督教神學和屬靈真理。亞歷山太的革利免和俄利根便追隨猶太學者斐羅所奠下的基礎,採用隨意類比和借喻的方式來解釋聖經,錯誤地把許多不屬於經文的意思強加進去。整個基督教一直至到中世紀都以這種解經方式為主。像雅歌這類書卷便最常被寓意解釋(例如:歌一2所暗示的兩片唇,便被解作律法和福音),不過,其他的經文亦無一倖免。經文之中其實極少寓言,如果是真正的寓言,也會是一目了然的那一種(例如:士九7-20)。

有關預言是「雙重應驗」的觀念,與預表的觀念較為接近,但作為一種解經的模式,它卻是過於粗糙和有欠準確。兩座山的比喻就經常與這個雙重應驗的觀念如影隨形。這就是說,先知看見兩件發生在將來的獨立事件,就好像兩座並排的山,一前一後。第一件事比另一件事會在較近期發生,但他卻透過「先知的透視縮短法」(prophetic telescoping)看見兩件事連在一起。這個模式並沒有解釋為何先知會把那兩件具體的事並排;為何是兩件事而非三件、四件或五件事並排;以及甚麼是「透視縮短法」的依據。

部分人士又喜歡宣稱要堅持「按字面」或「盡量按字面」的解經法。那些依循此模式的人便經常為某一個預言尋找單一次和極為具體的應驗事例,姑勿論它可能是耶穌在地上事奉的某次事件,抑或某些聲稱要等到「大審判」或千禧年來到才應驗的事件。

這種解釋的方法通常要面對三個困難。第一,解經者通常沒有考慮到先知在發出某個預言時的歷史背景,以及該個預言在其原來書卷中之上下語境。簡單來說,預言被視為是針對某個發生在久遠將來的事件而發出,完全與當其時聽見這預言的人無關,也與記載該個預言的書卷之中心信息無關。第二,這種解經法混淆了一個事實,就是所有對預言的合理解釋,都是某程度按字面的解釋,某程度按比喻的解釋。第三,新約本身也不接受這種解經法;它沒有要求在解釋預言的「單一次應驗」時要保留原有的字面意思。例如,當耶穌聲稱施洗約翰會成就有關以利亞要在彌賽亞之前先來的預言時(太十七11-13;可九11-13),儘管約翰並不是「字面上」的那個以利亞,但耶穌並不認為祂這個解釋有任何不當。就正如真正的寓言在聖經中極為稀少,這類單一事件的預言也同樣罕有,而且,出現的時候亦會用清晰和明確的方法表達出來(例如:王上十三2,當中有一位先知明確預言約西亞將會褻瀆伯特利的祭壇)。

以預表方法解釋預言

至於以預表方式來解釋預言,其主張乃是眾先知在宣講某些神學要旨或模式時,極少是預言單一次的事件,而他們所講的這些要旨,通常會在歷史的進程中有多次的彰顯或應驗。預言中的模式往往會在基督的生平或是末世的時候作最大的彰顯,但是,在歷史的其他時間則可能有另一次或多次的應驗,尤其是在發出預言的那位先知當下所處的歷史背景裏。

耶穌本人所講的一個預言,正好用來說明這個解釋的原則,馬太福音二十四至二十五章記載了耶穌的「橄欖山講論」,祂在當中同時提及耶路撒冷聖殿的被毀(太二十四2),以及「世界末了」的事情(太二十四3)。耶路撒冷在主後70年被毀,以及大審判這兩件事,都可以在有關神的憤怒這神學主題下並列。這段預言的某些方面用來指到主後70年較為準確(例:太二十四17-20),而其他方面則是指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四27-31),但是,經文卻沒有嘗試將這兩件事所發生的年代分開,因為它們在觀念上是互聯起來的。這段經文的真正重點,是在於指出神發出其憤怒之前的徵兆,而非某些具體的事件。

此外,用預表的方式來解釋「橄欖山講論」,可清楚顯示出一段經文怎樣在一或兩次具體應驗的事例之外,還可以正常地應用到其他情況。耶穌在全篇講論中不住提醒信徒要防備將來會出現假基督。然而,這段經文卻描述了在神傾出其憤怒之前的各種徵兆和變亂,而不是某些個別和具體的事件,因此,我們不能把經文單純理解為預言某個敵基督會在末時出現。所有假基督的出現都是這個預言的一次應驗;同時,他們的出現亦標示著一個禍患時代的開始,神的審判將要臨到。

另一個例子,就是約珥理解到「耶和華的日子」(珥二31)不是單一次事件,而是一個有多次應驗的神學觀念──或者更恰當的說法,是有多次彰顯。蝗蟲之災是神對其百姓所施行的一次可怕審判,是耶和華的日子的彰顯;可是,末世還有另一次大災難(珥二1-11,所指的是人類的大軍而不再是蝗蟲),則也是耶和華的日子另一次彰顯。即使如此,耶和華的日子亦同時是神施恩拯救百姓的時間,從土地得到復興(珥二21-27)、聖靈的澆灌(珥二28-32)和審判列國(珥三1-21)等事例中反映出來。當中每一件事都是耶和華的日子的一次獨立彰顯,而每件事都可以說是一次「應驗」。因此,彼得便可以引用約珥書二章28至32節整段經文,來表明耶和華的日子已經在五旬節的那個星期應驗,因為神在那天澆灌祂的聖靈;其實,彼得和約珥所理解的,都同樣是耶和華的日子。簡單而言,發生在約珥時代的蝗蟲之災、耶路撒冷遭到軍隊進侵而被大肆破壞、聖靈的澆灌,以及列國要遭受最後的審判等,全都真實地應驗了耶和華的日子這觀念。

預表的解釋可以清楚說明某個預言怎麼能夠最終應驗在耶穌身上,但同時還能夠在其他地方應驗。也許,以賽亞書的連串「僕人之歌」(賽四十二1-4,四十九1-6,五十4-9,五十二13至五十三12),正是這方面的一個最清晰例子。一直以來,最核心的問題是在於那僕人的身分。在某處地方,以賽亞明確指出那僕人就是以色列(賽四十九3),但是,在五十章4至9節,他卻採用非常個人化的措辭來形容這位僕人,而且來到第9節,先知甚至以第一人稱的代名詞來表達,似乎是想指出自己正是那位僕人。他還表明這僕人身兼多個重任;主要是負起把福音帶到列國的角色(賽四十九5-6)。然而,在五十二章13節至五十三章12節,這位僕人卻要受苦,為了承擔世人的罪而代死,但最終卻被證明是清白無罪和被神升為至高。難怪這位僕人的身分,一直成為激烈辯論的題目。

然而,當我們明白以賽亞並不是在談論任何一個人,而是耶和華的僕人這觀念,要理解這些「僕人之歌」的難度便大大消減。這個觀念可以在整個群體上(在以色列身上)得以應驗,亦可以在個人身上應驗(例如在眾先知身上),但最終和最完全的應驗,則惟有在基督本人身上。因此,並非每一個可以稱得上是「耶和華的僕人」的人,都應驗了這些預言的每一方面;惟獨彌賽亞能夠代贖世人的罪。即使如此,任何人若能為神的緣故忍受困苦和逼迫,繼續承擔向列國宣揚神的信息之使命,都可稱為「耶和華的僕人」和應驗此預言。因此,保羅能夠說自己的受苦能填補基督患難的缺欠(西一24)。而且,這種解釋在「僕人之歌」得以最終應驗的時候,基督的榮耀不但不會減少,反而會增多。

預表亦說明了在耶穌的生平和事奉中有多少件事情是應驗了舊約的模式。耶穌像昔日的以色列國一樣,是從埃及出來(太二15),在曠野逗留了40天(相對於以色列在曠野飄流40年),以及在山上頒佈律法。耶穌的個人成就了以色列作為神的僕人這角色的最高理想,而祂亦是在這種意義上道成了以色列國。

在關於罪惡的預言方面,預表亦發揮其作用。例如,巴比倫在文化和建制方面,是與神百姓為敵的預表。它就是啟示錄十七至十八章出現的那種與神國對敵的勢力和重要人物。不過,我們卻無須──甚至是一種誤導──去追問這段經文中的巴比倫,究竟是「按字面直解」的巴比倫,抑或是羅馬,因為它同時是這兩個城市,但又不僅是它們。任何城市或人類的文明,只要其建制、文化、財富、對人的壓制和權力架構是與神的城為敵的,即是所指的「巴比倫」。因此,啟示錄的這兩章經文,是直接向每一個世代、每一個文化的每一位信徒發出,並沒有限制是適用於古代,抑或只是預言將來。

預表的價值

預表的價值有兩方面。首先,它為處理聖經中的預言,提供了一個清晰易明的釋經法。解釋預言──尤其是有關基督的預言──之困難所在,往往是要求解經者面對痛苦的抉擇,一就是為了證明經文是指向基督,而妄顧經文的歷史背景和上下文語境,一就是只顧專注於先知當時的歷史處境,以致顯得該段經文實際上與基督完全無關。面對這種兩難之間的抉擇,有些解經家便把以賽亞書七章14節完全解釋為是有關基督乃由童貞女所生的預言,卻幾乎絕口不提為何以以賽亞要在這段有關敘利亞與以法蓮戰爭的經文中作出這樣的一個預言。另一些解經家則只從歷史背景來解釋以賽亞書七章14節,其實可以說是認為馬太引用這節經文來預言基督降生是一種錯誤(太一23)。然而,若以預表的方法來解經,這兩難的抉擇不僅可以避免,而且還顯得毫無意義。

其次,預表可以容讓信徒將預言性經文非常直接和實際地應用在日常的處境中。基督徒無須為敵基督而困惑,亦不應以為只有將來的世代才會面對敵基督的試煉和逼迫。例如,在尼祿或史太林手下受苦的殉道者,便正如在他們之前或之後的信徒一樣,親身經歷過敵基督。

Duane A. Garrett

另參:「先知;女先知;先知預言」;「寓言文體」;「新約中的舊約」。

參考書目:

F. F. Bruce,  New Testament Development of Old Testament Themes; D. A. Garrett,  An Analysis of the Hermeneutics of John Chrysostom’s Commentary on Isaiah 1-8 with an English Translation; L. Goppelt, Typos: The Typ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 G. Osborne, The Hermeneutical Spi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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