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國論神學與上帝的聖約法令(James Cassidy)

Two Kingdom Theology and God’s Covenantal Fiat

作者:James J. Cassidy

誠之譯自:

https://reformedforum.org/two-kingdom-theology-and-gods-covenantal-fiat/

我想再次重申我對兩國論神學家(2K theologians)所做的工作的深切讚賞。我相信他們的見解對今天的教會來說是很重要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尤其是,就他們希望突出教會事工的屬靈本質而言,我也完全贊同。此外,我總體上也同意並同情他們對社會轉化主義(social transformationalism)的批判。我也深深感謝他們的救贖歷史釋經法,讓我們明白上帝的話語中哪些部分適用於今天的教會或國家,哪些不適用。

然而,關於他們的聖約神學,我不同意的地方是在一個基本的、深層結構的層面上。而我不同意他們的觀點,是因為魏司堅(Geerhardus Vos)、范泰爾(Cornelius Van Til),以及最重要的,是因為克萊恩(M.G. Kline)。

我現在將要論證的內容,在改革宗神學歷史上並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事實上,我們可能會注意到改革宗信徒之間由於進步和完善而產生的重大差異。例如,克萊恩與偉大的改革宗經院神學家弗蘭西斯·杜仁田(Francis Turretin)之間的一個明顯區別,就是他們各自如何將創造與聖約聯繫起來。創造和聖約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聖約可以說是加在創造之上的東西嗎(即在萬物受造之後出現的)?還是說,它是經過調整的、在每一點上都與創造相關的東西?杜仁田似乎主張前一種觀點:首先,先有創造,然後,在創造的作為之後,才有上帝與亞當立約的作為(《辯道學要義》,8.3.II-III)。雖然我對杜仁田關於「行為之約」的教義(還有許多其他的東西!)深表感激,但我必須在此對他的觀點提出一點反對意見。為了回答我為什麼會反對的問題,我必須回到魏司堅那裏去。

魏司堅對我理解上帝在救贖中的作為如何在事件發生幾千年後,被生活在今天的我們認識,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們只能通過上帝啟示性的、有文字記載的話語,來了解祂在歷史上一次而永遠的救贖作為。此外,魏司堅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神學框架,讓我們瞭解我們如何不僅應該要知道救贖的事實,更要明白其意義和重要性。這樣,他提供了一個忠實的、符合聖經的解釋,回應了他那個時代的聖經高等鑒別學神學家的問題。這些鑒別學家把事實與意義分開(從他們的後康德式的德國唯心主義中汲取靈感,而這種唯心主義是建立在基本的認識論二元論[epistemological dualism]基礎上的),而魏司堅則說,賦予事實的上帝,連同這些事實,也同時賦予它們的意義。換句話說,人們永遠不能把上帝的救贖作為和祂的啟示話語放在二元論的關係中。

把時間快轉到范泰爾,這位偉大的護教學家在他老師的工作基礎上,展示了聖經是不允許任何「粗暴事實」(brute facts)的。也就是說,上帝沒有給我們任何未經解釋的事實。但范泰爾比魏司堅更深入。他把後者關於上帝救贖歷史事件的見解應用到上帝的創造作為上。因此,上帝不僅解釋了祂在救贖歷史中的作為,更解釋了祂的創造作為。范泰爾在他的〈自然與聖經〉(Nature and Scripture)這篇文章中,把上帝立約性的、啟示性的工作回推到墮落之前。即使在伊甸園裏,上帝也沒有讓人在祂立約、啟示的話語之外,完全獨立地去解釋並理解自然。上帝在每一個環節都向亞當解釋了創造。所以,范泰爾說道:「自然界的啟示從來就不是為了讓自然單獨運作的。如果缺少伴隨它的超自然啟示,它從一開始就是不足的」。(Wooley, The Infallible Word, 275)。

這讓我們想到了克萊恩。克萊恩把他的偉大著作《聖經權威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Biblical Authority)獻給了他的老師范泰爾。這是很恰當的,因為這部作品是徹底受魏司堅和范泰爾影響的作品。但是,雖然他在那本書中暗示了上帝的話語和創造之間的關係(這裏想到的是他的書的第二章),但他思想的全面發展還得等到他的《天國序言》(Kingdom Prologue)。在該書很早的地方(即W&S版第14-41頁),克萊恩在創造作為中就引入了上帝「聖約法令」(covenantal fiat)的概念。簡而言之,這意味著上帝的創造作為是聖約式的。創造的作為,就是在受造物當中,也向他們啟示自己,而這些受造物是祂僅僅透過祂話語的權能所召喚出來的。

因此,對克萊恩來說,他甚至進一步擴展了范泰爾的觀念。上帝不僅通過祂的特殊啟示來解釋自然界,而且對克萊恩來說,創造——由於它是上帝立約話語的產物——也是一種話語啟示。受造界是會說話的(參見詩篇十九2)。創造的本質就是聖約—聖言—啟示(covenant-Word-revelation)。

換句話說,如果上帝不再說話,創造就足以證明創造者的存在。直截了當地說,這意味著托馬斯·阿奎那的自然/恩典二元論是站不住腳的,德國唯心主義的二元論也是站不住腳的。上帝在創造時所說的話語,通過受造之物就證明了說這些話語的上帝。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時候,受造萬物都不會默不作聲。它隨時隨地都在說話。這就消除了托馬斯主義傳統所理解的或德國唯心主義所現代化的任何和所有的自然神學的概念。創造不需要靠恩典來完善。對於認識上帝來說,它已經很足夠了。

總之,如果我們要忠於克萊恩的說法,我們就必須說,上帝的創造作為是聖約式的。它是由神聖的、聖約法令形成的。正因為如此,自然界在每一點上都啟示出三位一體的上帝。而我們身為基督徒,我們的呼召就是要向不信的人指出這個事實,並呼籲他悔改。的確,上帝的普遍恩典讓非信徒能在文化事業中發揮作用,甚至茁壯成長,我們為此事實讚美上帝。但普遍恩典只是一種約束,它絕不能與信徒和非信徒之間的共同點(common ground)混為一談。沒有一塊安全的領域可以讓不信的人站在上面,對一個國度做正確的事,而對另一個國度做不正確的事。在每一個國度裏,他都是錯的。甚至他自己的文化努力也能證明他是錯誤的。

而如果我們作為基督徒,不(以愛心!)向他指出這一點,誰會呢?我擔心,兩國論神學事實上可能會使基督徒失去他們最大的護教和見證的機會。這是因為,儘管不信的人和信徒在認識論或倫理學上可能沒有任何共同點,但基督徒卻在每一點上都與他有接觸點。這是因為我們都生活在上帝聖約法令的舞臺上。因此,我們斷不敢默不作聲:無論是在教會裏還是在公眾領域中。事實上,後者可以說是讓律法和福音影響墮落之人的良心的最佳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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