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經詞條:路加福音(LUKE, GOSPEL OF)

路加福音(LUKE, GOSPEL OF)

摘自天道《聖經新詞典》

Ⅰ 內容大綱

 a. 序言(一1-4)。

 b. 耶穌的出生及童年(一5-二52)。

 c. 施洗約翰與耶穌(三1-四13)。

 d. 在加利利的傳道事工(四14-九50)。

 e. 向耶路撒冷進發(九51-十九10)。

 f. 在耶路撒冷的傳道事工(十九1-廿一38)。

 g. 耶穌的受難及復活(廿二1-廿四53)。

Ⅱ 福音書的資料來源

  就全書的格局而言,路加福音與其他兩本*符類福音是相似的。它與馬太福音一樣都對耶穌的出生感到興趣,只是這兩卷福音書從不同的角度去描述這故事。它襲用了馬可記載耶穌傳道事工的總綱(馬太亦如是),但對耶穌從加利利往耶路撒冷的行程卻加上一段相當長的敘述。無論馬可原本有否包括耶穌復活顯現的記載,路加和馬太都各自有這方面的記載。

  路加福音的內容很多與其他福音書相同。一般學者都同意,路加的主要資料來源之一是馬可,而且,它與馬太一樣,在記載耶穌的傳道事工及言行時,大部分的資料都取自這本較早完成的福音書。路加幾乎收錄了整本馬可,卻採用了他本人比較圓熟的文筆加以改寫。路加同時採用了不少見於馬太(但不見於馬可)的耶穌教訓;一般人認為這是因為兩本福音書都取材自一份相同的、筆錄或口傳的資料(或一輯相同的資料)。但若說這兩卷福音書中之一卷是直接從另一卷取得這種相同的資料,這個可能性遠遠為低。雖然學者們仍未能肯定,到底約翰福音的資料與其他福音書的資料來源之間有何關係,但路加與約翰明顯地反映它們在某些地方曾採用相同的傳聞,特別是在有關耶穌受難及復活的故事裏。此外,路加記載了不少他獨有的耶穌生平的資料,主要是有關耶穌上耶路撒冷的旅程。乍看起來,在某些地方路加是靠賴馬可的,例如有關最後晚餐的記述便是,但路加也極可能曾經參照其他傳聞。

  上述的討論都顯示路加在寫作福音書時確曾靠賴各種不同的資料來源,足以闡明他在路一1-4的聲明:好些人早已把所成就的事記錄下來了。這聲明也暗示路加不僅接觸到耶穌傳道事工的筆錄記載,他也認識那些目擊的人,並且先行細察各種資料的來源後,才執筆撰寫福音書。

Ⅲ 作者、日期及寫作地點

  路加福音的作者問題,是與使徒行傳的作者問題有緊密關係的。這兩本書是一本著作的上下部分;有人嘗試否定它們同出於一位作者,卻未曾成功。傳統的看法認為這兩本書是*路加所寫的,這意見仍是可能性最高的。有關的證據基本上來自*使徒行傳。在這方面,路加福音本身絕少提供具體證據,來支持或否定傳統的看法。有人認為它流露著使徒以後時期(即路加去世後的時期)的氣氛;但這看法太主觀,沒有說服力。

  近代有關作者問題的討論歸納出這個結論:路加並非奴性地盲從保羅的神學觀點。在基督教的信仰上,他有他自己獨特的看法。所以,他的福音書絕不是根據保羅的觀點去重述耶穌的故事,而是他自己根據早期教會的傳統,對耶穌的重要性所作的獨立的評價。我們不知道保羅對耶穌在世上的生活有甚麼看法,因為他的書信中甚少提到;所以,我們無從比較他與路加的看法。如果我們不能確定他們意見一致的程度,我們照樣不可能估計他們彼此間是否有意見歧異的地方。

  在一方面而言,考訂出福音書作者的身分,對認識福音書並無重要的貢獻,因為我們除了可從路加福音和使徒行傳摭拾一些有關他的資料外,對他便幾乎一無所知了。但在另一方面,對作者身分的了解卻是有價值的,因為這有助於我們確定他具備足夠的資格(正如他本人清楚聲明的),去掌握福音書傳統的內容並將資料重組。這卷福音書的作者若是路加,而不是日後某位不知名的人物,其歷史可靠性便遠勝一籌了。

  我們不知道這卷福音書是在何時或何地寫成的。關於日期方面,有兩個值得考慮的可能性──在六十年代的早期,或在第一世紀最末後的一、二十年。要決定本書的寫作日期,關鍵是在馬可福音的成書日期,以及本書是否在耶穌所預言的、耶路撒冷的淪陷後寫成。我們絕對不能排除馬可書成於主後70年之前的可能性。至於路加方面,他較多和較明確提到耶路撒冷被毀,這固然是基於耶穌的真確預言,但我們也可以認為這反映了路加對該預言的應驗實在有興趣。另一方面,使徒行傳對耶路撒冷被毀缺乏興趣,而書的結局停在保羅去世之前,在在強而有力地顯示書成日期是主後70年以前。實情可能是這兩本書在這年以前已大致完成,但完全成書的日期則也許會稍為晚一點。

  一個不知源於何時的傳統,認為本福音書的寫成是與亞該亞有關的,但書中沒有足以支持這說法的證據。可能性較高的看法,是認為這卷福音書與羅馬有關(因馬可會在那裏,而路加又與保羅在一起),或與敘利亞的安提阿有關(根據一個大概是更可靠的傳統,路加與此地是有關連的,而他與馬太都曾採用的 ‘Q’ 底本可能是在這裏編成的)。然而,福音書的背後,最終是存著巴勒斯坦所流行的傳統。路加與巴勒斯坦及敘利亞初期教會的關連,最終比他偶然是在哪地寫成他的福音書來得更有意義。

Ⅳ 目的及特色

  我們特別幸運,因為路加在福音書的起頭就親自講出他的寫作宗旨。同時我們可從福音書的特色歸納出一些結論。他的目的是要藉敘述耶穌的故事,向那些相信祂的人展示這故事的可靠性及其意義;為此他把作品分成兩部分,第二部分繼續講述初期教會的故事,藉以顯明福音如何傳遍地極,並把救恩帶給那些對福音有回應的人,正如先知所預言和神所吩咐的。路加寫作的對象,在地理上和時間上都與耶穌的傳道工作有一段距離。他自稱是寫給一個名叫*提阿非羅的人,後者的身分至今不詳;但這顯然無非是一種文學著作的獻詞,表示作者誠獻其作品予友人,而事實上他原打算藉那卷書接觸更廣大的讀者。獻詞暗示它是為教會的會眾而寫的,而全書的內容亦支持這看法,但同時它也可用作傳福音的手冊及工具;它的形式是仿照當時歷史及文學作品,這便明確地顯出作者心目中的對象是更廣大的讀者。

  路加的文筆反映他的高深學養,而他的作品與其他福音書比較,更配稱為精心編撰的文學作品。作者顯然是一位素具文學修養的人,既熟悉希臘文的舊約,同時亦深諳當代文學作品的風格,所以足有能力寫成一本具卓越文學素質的福音書,使福音信息備受讚揚。就算雷南(E. Renan)的本意是要指責,而不是讚揚,但他給路加福音的評語──「一本空前的優美作品」──不是完全沒有事實根據的。書中的文學技巧成了福音的僕役。

  路加同時特別以歷史家的身分進行寫作。他對歷史方面的興趣及能力,在使徒行傳中的表現顯然比較突出,然而福音書本來亦是一部歷史實錄,目的是顯明有關耶穌的傳聞是可靠的。當我們能夠把他的故事與其資料來源作一個比較時,就發覺路加是忠實地複述他的資料,但他當然不是盲從地搬字過紙而已。

  無論如何,文學的技巧及編纂歷史的能耐都成了僕役,為要達致作者刻意傳揚福音及闡釋神學的目的。兩組重要的詞語引帶我們進到路加所關注的中心。第一個是動詞「傳福音」(euangelizomai),這詞用以標誌以下的事件:主降生的信息(路一19,二10),約翰的宣講(路三18),耶穌的傳道事工(路四18、43,七22等處),以及初期教會的活動(徒五42,八4等處)。這動詞常在保羅書信出現,卻幾乎沒有在其他福音書出現過(太十一5例外:與它相應的名詞就較常用),這顯示當路加談到耶穌及初期教會工作的本質時,他是很重視「傳福音」的。另一個鑰字是「救恩」(以及同詞源的詞)。特別在耶穌降生的故事裏,「神給祂的百姓帶來救主」這思想是很明顯的(路一47、69、71、77,二11、30);雖然這組字在路加福音的其他地方及使徒行傳不是同樣地突出,但路加福音的起頭即如此重視這組字,我們由此便掌握到福音信息的要旨,正如約翰在福音書中的起頭強調「道」,就讓我們明白他那卷書的主旨一樣。至於耶穌所傳神國信息的本質, 路加與馬可的重點是不同的,路加強調這是為迷失者而設的救恩;馬太傾向把耶穌描述為真正公義的教師,路加卻特別重視祂身為救主的行動。無論如何,我們不可將這些差異推至極端,以免步入歧途。

  路加顯示耶穌的傳道如何應驗了舊約的預言(路四18-21,十23-24,廿四26-27、44-47)。以宣講神國好消息為特徵的救恩新紀元已經開展了(路十六16)。雖然神統治的完全實現是在末來(路十九11),可是神已經開始把男人和女人從撒但和鬼魔的權勢下釋放出來(路十一20,十三16),而罪人可得享赦罪之恩,又可與耶穌相交。神拯救的能力在耶穌身上已彰顯出來了(路七16;徒十38)。

  神藉以施行這些神蹟奇事的那人,顯然是一位先知,又有聖靈的膏抹,但路加認為祂不僅是先知,甚至不僅是眾人所盼望的、那位像摩西一樣的獨特先知(路廿四19-21;徒三22-23)。祂乃是那要管治未來國度的受膏君王(路廿二29-30,廿三42),即使祂在世上的時候,已配稱為「主」,這稱呼顯明了耶穌的身分,而且這身分也因祂的復活及升天獲肯定了(徒二36)。耶穌履驗了這些不同身分,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潛藏著祂身為神兒子的獨特本質(路一32)。

  在敘述耶穌的傳道事工中,路加特別留意耶穌對被摒棄者的關注;所有的福音書都為這無可置疑的歷史事實作見證,唯獨路加對此至為津津樂道(路十四15-24,十五,十九1-10)。他描述耶穌如何關懷婦女(路七36-50,八1-3)、撒瑪利亞人(路九51-56,十30-37,十七11-19),以及外邦人(路七1-9)。然而路加也尊重如下的歷史事實:耶穌的傳道事工幾乎是局限於猶太人之間,所以路加在福音書中只隱約暗示使徒行傳所記載的、日後福音的廣傳(路二32,十三28-29,廿四47)。除此以外,路加也重視耶穌對貧窮人的關懷,並祂提出的警告,聲言富人若是為自己而活,便自絕於神國的門外。在神的國裏,人的價值觀受到徹底的重估。自持富足的人認為世上的財富能保護他免受審判(路六20-26,十二13-21,十六19-31),而自以為義的人認為他們不須要悔改(路十八9-14);這兩種人在神的國裏是沒有容身之處的。相反而言,神的國是為「貧窮人」而設的,所謂「貧窮人」意即自知貧乏,因而信靠神的人;此外,悔改者也可進入神的國,因為他們承認自己的罪,又全然仰賴神的憐憫。這種悔改意味著全心離棄罪惡,並樂意跟從耶穌,不要付出任何代價(路九23),而這代價可能包括放棄自己的財產(路十四33,十九8)。

  路加所描繪的耶穌形像,無疑是要為祂的門徒提供一個可效法的典範和樣式。我們只須把福音書中耶穌的生平與路加在使徒行傳中對教會及其會眾的描述作一比較,便可見一斑。正如耶穌的一生是受神的計畫所管制(這計畫的一些部分已在舊約的預言中顯示),同樣,教會的發展也在每一方面都有神的引導及指示。正如耶穌靠著聖靈的能力去作成祂的工(路四14、18),初期教會亦照樣滿有聖靈的能力去為祂作見證(路廿四49)。正如耶穌是一個不住祈禱的人,藉著與神相交而得到指引和默示(路三21,六12,九18、28-29,廿二32),教會一樣要不斷地向神禱告(徒一14)。

  上文粗略地勾畫了路加筆下的耶穌及其教訓的特色。其中包括幾個重要的特點。第一,路加是按著預言得應驗的角度去敘述耶穌的故事。對路加而言,應許及其應驗這個範疇具有重大的意義,而這便成了他的歷史觀的骨幹。第二,路加非常強調,在耶穌的傳道事工中救恩實在出現了。他注重耶穌在世上已經成全的事,多於將來的事,縱然未來的向度並非不存在。第三,路加把耶穌的傳道事工與初期教會的興起連繫起來,並顯出後者如何承接前者。他明白基督教的源起是並見於福音書及使徒行傳的記載的。

  上述考慮的結論就是,路加認為耶穌的故事是歷史的一部分。近代對路加的最重要研究是康澤曼(H. Conzelmann)的著作,他辯稱路加視耶穌的傳道事工為歷史的中間點(前接以色列歷史,下開教會時代)。康澤曼宣稱,在路加的時代,這是對耶穌的嶄新了解,有異於以前的看法。舊的看法視耶穌為神國將臨的宣告者。路加寫作的時候正值教會剛剛安享穩定的階段,而未來國度即將完全實現的盼望已證實落了空。路加實際上重新塑造基督教的神學,去適應第二代的信徒,以及其後的世代。他的做法是實質上放棄世界末日將臨的盼望,改視耶穌的傳道事工為神與人交往的歷史的中間點,而不是末期跟著便來臨的前奏。「終局將臨,人人當悔改」這個基督教的呼聲,給轉化為耶穌降臨世上的歷史記載,而教會時代(聖靈就在這期間引導教會發展宣教事工)亦取代了對神國將臨的盼望。

  誠如許多主張的初步聲明一樣,康澤曼對路加的了解是片面及誇大的,但亦有其可取之處:他指出路加是一個治學嚴謹的神學家,他的著作且激發其他學者對路加的神學採取較為持平的了解。事實上,耶穌與初期教會的信息,並不是像康澤曼所說的那麼偏重對未來的盼望,而路加只是引導讀者特別注意福音信息中的現世成分而已。「救恩歷史」肯定不是路加的新發明。同時,路加並沒有放棄對終局來臨的盼望,而他的作品仍保留著現今的實現和未來的盼望之間的張力,這也是初期教會的典型思想。無論如何,路加的作品促使教會逐漸不再尋索終局來臨前的末世徵兆,而是集中力量去履行廣傳福音的使命。

  我們應該把影響路加的作品的環境因素與他有意的寫作目的分別出來。在前者當中,我們必須提出這一點:路加須從另一角度將耶穌的故事重寫以適應當日的教會。在後者當中,最主要的目的是向人宣告耶穌是救主,並顯示聖靈如何使教會成為耶穌的見證。我們把環境因素和寫作目的結合起來,便可以掌握到這卷福音的特質:一份歷史的記載成了裝備教會去傳揚福音的工具。

  書目:英文聖經的註釋本:T. W. Manson, The Sayings of Jesus, 1949; J. N. Geldenhuys, NIC / NLC, 1950; A. R. Leaney, BNTC, 1958; F. W. Danker, Jesus and the New Age, 1972; E. E. Ellis, NCB, 1974; L. Morris, TNTC, 1974; 希臘文聖經的註釋本:A. Plummer, ICC, 51922; J. M. Creed (Macmillan), 1930; I. H. Marshall (Paternoster), 1978;德文參考書:K. H. Rengstorf, NTD, 1937; W. Grundmann, THNT, 31966; H. Schu/rmann, HTKNT, 1, 1969; J. Ernst, Regensburger NT, 1977; G. Schneider, O:kumenischer Taschenbuchkommentar zum NT, 1977。

  N. B. Stonehouse, The Witness of Luke to Christ, 1951; H. Conzelmann, The Theology of St Luke, 1960; H. Flender, St Luke: Theologian of Redemption History, 1967; I. H. Marshall, Luke: Historian and Theologian, 1970; S. G. Wilson. The Gentiles and the Gentile Mission in Luke-Acts, 1973; C. H. Talbert, Literary Patterns, Theological Themes and the Genre of Luke-Acts, 1974; E. Franklin, Christ the Lord,1975; J. Drury, Tradition and Design in Luke’s Gospel, 1976。

I.H.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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